当然，《史记》中的江南也并不仅指今湖南、江西。《史记》卷五《秦本纪》载：昭襄王三十年（前277）“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三十一年，白起伐魏，取两城。楚人反我江南。”此一江南，指的是黔中郡。《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大兴兵，使王贲将，攻燕辽东，得燕王喜。还攻代，虏代王嘉。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五月，天下大酺。”这里的江南所指区域更加广大，包括了原楚国地区所有在长江以南的区域，同样包括属于越国的会稽郡。《史记》中有以江南指代今江苏地区之例，《绛侯世家》载：“吴兵既饿，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击，大破之。吴王濞弃其军，而与壮士数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亦有以江南指代会稽之例，如《史记》卷二《夏本纪》载：“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此一“江南”，指的是会稽，即今绍兴。
总的来说，《史记》中的“江南”应该是广义的“江南”概念，但由于当时南方的中心地区为楚国，所以，往往以楚国国都为背景而言“江南”，所以，“江南”指称湖北、湖南的例子更多一些。
《汉书》中的情况与《史记》相类似，直到西汉末年，以“江南”命名的行政区域还是处于湖北省的长江以南地区。《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载：南郡下属十八县，其中包括夷道县，治所在今湖北宜都市陆城县，此夷道县在王莽时被称作“江南”。所以，《史记》、《汉书》中对江南风俗的记载，主要并不是指江浙地区，而是指湖南及湖北的长江以南地区。
大致在两汉的末年，由于中原动荡，士大夫纷纷避乱到现在的江浙一带，江浙一带的文化地位开始得到提高；更因为东吴的立国和江南的开发，此一地区的政治、经济地位越来越重要。在《三国志》与《后汉书》中，用“江南”指称长江下游南方地区的例证越来越多。兹举两例说明如下，《后汉书》卷七六《循吏·任延传》：
更始元年，以延为大司马属，拜会稽都尉。……时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
这里的江南所指为会稽郡。《三国志》卷一三《华歆传》注引华峤《谱叙》曰：
孙策略有扬州……乃前与歆共坐，谈议良久，夜乃别去。义士闻之，皆长叹息而心自服也。策遂亲执子刊、之礼，礼为上宾。是时，四方贤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众，皆出其下，人人望风。
这里的“江南”，同样仅指东汉时属于扬州刺史部的江南地区。狭义的“江南”，专指今苏南和浙江一带。这一涵义的确立，可能始于唐朝对行政行域的命名。设立江南道，范围包括整个长江中下游长江以南地区，以及贵州、福建等地。把江南道细分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江南西道后来就简称为江西，而江南东道主要包括苏、浙、皖部分地区，后世的江南基本上指的就是这一地区。
二、唐前诗歌地理中的江南
上文我们说了，在先秦两汉的历史地理中，“江南”往往指今湖北的长江以南、湖南、江西一带，人们对其地的认识是火耕水耨、龉窳偷生之区，因而常常成为罪臣逐客的迁谪之所和流放之地，从屈原到义帝到贾谊，都被贬流放到江南。但在诗歌地理中，“江南”的所指与形象与历史地理中的“江南”有所不同。诗歌中的江南，似乎从西汉开始就是指狭义江南，即今江浙地区，如《汉书》卷二二《礼乐志》中的有如下记载：
丞相孔光、大司马何武奏：“郊祭乐人员六十二人，给祠南北郊。大乐鼓员六人，《嘉至》鼓员十人，邯郸鼓员二人，骑吹鼓员三人，江南鼓员二人，淮南鼓员四人，巴俞鼓员三十六人，歌鼓员二十四人，楚严鼓员一人，梁皇鼓员四人，临淮鼓员二十五人，兹邡鼓员三人，凡鼓十二，员百二十八人。”
除所谓“楚严鼓员”之外，另有“江南鼓员”二人，此一“江南”似乎应该是指今江浙地区。汉乐府中的名作有《江南可采莲》，以“采莲”作为江南的代表性生产方式，明显指称的是吴地。“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江南的采莲女子以轻快活泼的情趣歌咏着采莲的热闹场面，那复沓的节奏和美妙的音声让我们听到并联想到水乡采莲时男女调情的快乐与愉悦。从此之后，“采莲”这一行为成为表现江南的经典意象，它代表了北方人士对江南的美好想象——在江南，有着美丽多情的女子和轻快愉悦的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