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界有一种说法：“得国正者，唯汉与明。”中华上下五千年，经历过无数次朝代更迭，仅大一统王朝就有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九个，为什么说只要汉朝和明朝“得国最正”？其他王朝又究竟“不正”在哪里呢？
要澄清这个问题，应当追根究底，从这句话的出处说起。“得国正者，唯汉与明”最早出自清代历史学家孟森的《明史讲义》，原文是：“匹夫起事，无凭仗威炳之嫌，为民除暴，无预窥神器之意，自始皇以来，得国正者，唯汉与明。”
从孟森的原文中咱们能够得知他评判得国正否的几个规范。匹夫起事，无凭仗威炳之嫌：这是说开国皇帝有必要是布衣身世，成果霸业全赖个人实力，与宗族布景和先人隐蔽无关。汉高祖刘邦发迹前仅仅沛县泗水亭长，明太祖朱元璋更是身世于社会最底层，当过和尚，要过饭
二者都是当之无愧的“匹夫起事”。反观秦、晋、隋、唐、宋、元、清等各朝，开国皇帝要么身世于贵族，要么身世于世家，要么夺权之前就现已身居要职，树立新王朝凭仗的并非一己之力，都不能算是“匹夫起事”。
为民除暴，无预窥神器之意：这一句是说，被替代的政权有必要是早已丧尽民意的暴政，起义的初衷是推翻迂腐，除暴安民，而非完成个人野心。也就是说，在孟森看来农民起义比内部政变更具正义性。
汉高祖刘邦推翻的是不得人心的暴秦控制，明太祖朱元璋推翻的是外族侵略的蒙元控制，二者的初衷都是为民除暴，重塑江山，初衷“正”，得国天然“正”。其他朝代则否则，或意图不纯，或手法不正，正当性无法与汉明两朝混为一谈。总归，汉朝与明朝满意“得国最正”的一切条件，而秦、晋、隋、唐、宋、元、清则各有各的“不正”之处。
秦朝的“不正”体现在秦始皇统一天下尽管功在千古，但在其时并不得人心，之后的暴政控制更是引起民冤不断。并且，秦国是臣，周王朝是君，秦昭襄王攻陷东周王都洛邑，俘虏周皇帝，迁九鼎于咸阳，完毕了周朝八百年控制，实际上也是以下犯上的谋反之举。
晋朝、隋朝、宋朝都是强逼前朝禅位所得——晋武帝司马炎强逼魏元帝禅位树立晋朝，隋文帝杨坚强逼北周静帝禅位树立隋朝，宋太祖赵匡胤强逼后周恭帝禅位树立宋朝。三者相同，名为承受禅位，实为自动篡位。并且，经过强逼前朝幼帝禅位树立王朝的实质是政权内部的政变，与经过起义推翻前朝比较，得国方法自身就“不正”。
唐朝的状况迥然不同，唐高祖李渊尽管是经过晋阳起兵灭隋建唐，但其实质与晋朝、隋朝、宋朝相同，都是权臣谋反篡位。并且，李渊的母亲仍是隋文帝独孤皇后的亲姐姐，也就是说，李渊是隋文帝杨坚的外甥，隋炀帝杨广的表哥，他篡的是自家亲属的皇位，更为“不正”。
元朝与清朝则更无需多言，二者都是外族入主中原树立的大一统王朝，依据王夫之提出的王朝更迭“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理论，比较照于禅让、承继、造反，外族侵略是最“不正”的得国方法。元朝与清朝的正统性不光无法与汉朝与明朝比较，乃至远远不及秦、晋、隋、唐、宋等各朝。
当然，这里有必要声明一点，所谓的“夷夏之防”，仅仅特定历史布景下的特定思维，并不适用于民族共荣的当下，各位读者切莫过度解读。综上，汉朝与明朝之所以被奉为“得国最正”的两个王朝，中心原因有四：其一，开国皇帝都是草根身世；其二，都是经过起义攫取政权；其三，起义的意图都是除暴安民；其四，推翻的都是不得人心的迂腐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