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天然生成喜爱简练的东西，犹如奥卡姆的剃刀，将那些不必要的东西，逐个削去，“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古人有诗，“删繁就简三秋树”，秋风吹，黄叶落，只剩果实挂枝头，那么招眼，那么喜人。
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到了我国，大行于全国的，却只有禅宗和净土，在修持办法上，两派都大开“便利法门”，让人脍炙人口，而不是望而生畏。对待繁琐的东西，我国人总有化繁为简的身手。所以，不识字的慧能和尚，成了禅宗六祖，一句“本来无一物”，破掉了目不暇接的宗教仪式。慧能的当下彻悟，与道家隐然相通，已然“大道至简”，又何来叠床架屋、头上安头？
我国文化走向衰落迂腐，有两个标志，裹小脚和作八股文，前者是身体的异化，后者是精力的异化。女孩子的脚本来好好的，一层又一层地裹住它们做什么？文章本是“我手写我心”，强行地分红八个部分做什么？前史如此荒唐，多少青春少女忍痛掩面任由一双天足变变形，多少年青墨客强遏胸中豪情不得不屈服于僵尸般的“制式写作”。
一个民族走不了路，动不了脑，还有什么发明可言？真实的发明，是直面生命地参悟天机。直面生命，就得把那些与身不亲的东西通通打掉，这样才能与大天然素面相见志同道合。
当孔子说“礼”的时分，不是夏代的，不是商代的，也不是周代的，而是他心中的“礼”。在孔子那里，礼仪更多的是心灵直观的出现，是生命高雅的表达，流露着温暖的人世情味。说什么“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如此威严、繁琐、细密，谁堪忍耐？紧密杂乱的周礼终究走向溃散，实在太正常了。假如孔子要康复的是这些东西，他的任务也不免太沉重了。而咱们看到的孔子，却那么轻盈，平缓，一点点没有担负“古玩”的压力。礼仪的根柢，不过是素心，质朴而朴实，就像游戏，没有必定的方式。或者说，礼仪是生命的外衣，没人穿的衣服，仅仅一堆布料。有了人的温度，礼仪才有了“春风至人前”的高兴。
不曾想，到了后世，礼仪演变为“礼教”，甚至能够杀人，那是由于它离生命、离天然越来越远了。孔子如同预料到这一点，他一向在说“无为而治”（是的，这个词出自《论语》），他一向在说“礼不是钟鼓与财宝”，他一向在说盛大的葬礼不如真挚的哀思。有人用石头做外棺，他剧烈地批判道，这么干的人还不如死了从速烂掉为好。
孔子站在重重叠叠的礼仪之外。他垂青次序，但不是那种以压抑、捆绑、役使为意图的次序；他垂青礼节，但不是那种走方式、走过场而不走心的礼节。他所寻求的“礼”，犹如天上的星体，天然运转，有序守望。星空绚烂，银河众多，全部有条不紊，全部无拘无束。
孔子告知子夏，《诗经》里的女子美目流盼，一笑倾城，是由于她的素颜光彩照人。礼仪便是那淡淡一施的薄粉，更衬出了本来的漂亮。花枝招展是严肃认真的美，而真实的美，是无心于美，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美，这便是“素认为绚”的奥妙，正如画布上颜色的绚烂，是以绢布的皎白为根柢。
绚烂始于平平，也归于平平。苏东坡给后辈写信，自述作文之道，早年一着笔，就想气候峥嵘、颜色绚烂，后来才知道，绚烂之极是平平。在写诗方面，东坡早年认为能够和陶渊明打个平手，后来却发现自己远远不及。在命乖运蹇的余生里，他一再与陶渊明隔着时空唱和，前后写了一百零九首“和陶诗”，与其说他追慕渊明诗才的高绝，不如说他感念渊明人生的洒脱。
东坡晚年渡海，贬居儋州，海天苍茫，白雨滔滔，茅竹为屋，日啖薯芋。就在这穷途末路的境遇里，他的妄念安歇了，狂想中止了，平生的嗜好，如图书，如史籍，如文章，也逐个罢去，只剩下眼前的日子。此刻的东坡一无所有，却感到了内涵的充盈，海涛轻柔，椰影婆娑，隔着渺远的时空，他隐约闻到了竹篱外的菊花香。再读陶诗，如同自己所写，如花忆前身，岁月如暗香袭来。
陶渊明的诗，贵在天然。由于天然，才有恬淡的气味，才有质朴的言语，他的诗不是在表达日子，而是与日子融为一体，到达史无前例的调和。在这样的调和面前，李白的单纯狂放、杜甫的苦心经营、甚至苏轼的旷达摆脱，都多多少少显得故意和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