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
作者：陈秋速、于子勇（分别系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学人小传
吴仲超（1902—1984），上海人。早年就读于上海法科大学政治经济专科，1945年至1948年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秘书长，1948年后历任中央华东局秘书长、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1953年任华东局党校副校长。1954年6月至1984年9月，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曾兼任文化部部长助理。
任职故宫后，吴仲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综合型古代艺术博物馆的定位，对故宫博物院组织机构进行调整，组织制定了各项规章制度，推动了故宫的文物保管、陈列展览、学术研究等工作，建成了一支国内外颇具影响的学术队伍。
吴仲超还将个人收藏的陶瓷、漆器、铭刻等各类文物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
吴仲超是故宫博物院建院后的第三任院长，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院长。
在故宫工作的30年里，吴仲超继往开来、锐意探索，领导故宫博物院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他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奠定了新中国故宫博物院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基础；他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为故宫博物院贡献了全部心力；他严于律己、无私奉献，将毕生所藏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他光明磊落、品德高尚，尊重知识、爱护人才，得到了所有故宫人的爱戴。在故宫人心中，他是一位学识渊博、业务谙熟的学者，是一位工作严谨、领导有方的领导者，是一位功绩卓著、有口皆碑的共产党人，他开创性研究和建设文博事业，取得了让故宫人自豪的成就，是文博界当之无愧的优秀领导人，所有故宫人都发自内心地尊称他“吴老”。
新中国故宫事业的开拓者
晚清以降的百年，中华民族受苦受难，经历炼狱，中华文物同样饱经劫难。出生在江南人文之地的吴仲超，很早就形成了对文物文化的情愫，并为他几十年军旅生涯增添了浓重而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笔。
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觊觎中华文化之精髓，到处搜刮文物。中国共产党人在痛击日本侵略者的同时，也积极抢救搜集文物，保护中华文化的根脉，在另一条战线上投入战斗。当时，吴仲超、李一氓等便承担着这一使命。军中戏称李一氓为“字画主席”，吴仲超则有“古董秘书长”的雅号。部队驻扎村中，谁家曾是翰林出身，残存的旧书中尚有明版，四外有哪些古迹，残损状况如何，有条件时集中保存，无条件时则记录在册。日常接触到的人中，谁能书善画，谁能鉴别古物的年代，总之，一同共事的人有任何特别之处，能干与否，都成了他心中的信息积累。据上海博物馆陶喻之先生研究，1947年，华东局干部从山东转移到大连，吴仲超当时担任北撤干部管理委员会秘书长。他向组织提议，在大连办一家古玩店，一来可以收购流散的文物，二来可以作为地下党组织活动联络地点。特别指派有丰富经验的古玩行家马泽溥做副经理，负鉴定取舍之责，而且规定只收购而不出售。
1949年春，吴仲超回到山东，担任山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其间，山东文物的征集、保管工作井井有条，成绩斐然。与此同时，马泽溥照旧在大连收购文物，从1949年到1951年结束营业，共为国家收购了200多箱文物。后来，一部分藏品转交山东省博物馆保管，另一部分则拨交故宫博物院收藏。
新中国成立后，吴仲超先后担任华东党校副校长兼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1954年，在组织征求意见时，因为喜爱文物工作，热爱文物事业，他主动申请到故宫博物院工作。
在吴仲超上任院长前的一段时间，故宫博物院的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问题多，困难大。吴院长用近半年的时间走访调研，以解决“垃圾多、非文物多、问题多”为切入点，认真思考故宫的定位，通过全院上下反复酝酿、讨论，并征求郭沫若、郑振铎、夏鼐、容庚、沈从文等专家的意见，将故宫博物院初步定位为集历史艺术、古建、宫廷三大体系于一体的综合型古代艺术博物馆。这一方针的确立，基本上明确了此后 30年间故宫古建保护和陈列展览的发展方向和基本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