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国人有一种圣旨崇拜，以为皇上开了金口，便是玉律。皇帝的金口就信不得。雍正不光空口无凭，他信誓旦旦写的保证书，乃至他指天画地发的毒誓，也八成不可信。
雍正初年，湖南有个小秀才曾静，不知道哪根神经短了路，忽然想起造反来了。他传闻岳飞有个后代名岳钟琪者，在川陕当总督，权利很大，并且拥兵十万，他就臆想开了：岳钟琪是民族英豪之后，而所谓民族英豪者，实是汉民族之英豪，只会忠汉统，不可能忠满统的。在这臆想推理中，他写了一封造反信，仿效骆宾王骂武则天，骂雍正弑父杀兄，夺母占媳……总结了八罪十罪的，总归是把雍正骂得一团糟，简直不齿人类，狗屎不如。
曾静这案件简直众所周知，不说也罢。有意思的是，雍正对这案件的处理出其不意。或许严峻的问题确实是教育大众，雍正把曾氏进行一番思维改造，硬把他给“教育过来”了，不杀他了，并且差遣曾氏到全国各地去宣讲方针，言传身教，宣扬大清的仁慈。
犯了如此造反大罪与骂君大罪，每一罪都够曾氏死一千次，难道真不杀了吗？不光曾氏惶惶不可终日，而时人也是多有猜疑的。这时候，雍正放下身段，向曾氏、向大众写起保证书来了：我立誓，我绝不杀曾静，并且“朕之后代将来亦不得以其诽谤朕躬而寻求屠戮”。
乾隆一上台，就完结他老爹没完结的“恨事”，把曾静拉到菜市口，“咔嚓”一声割了头：“曾静犯上作乱，虽处之极典缺乏蔽其辜！”切齿之状，仿佛在现在。
雍正把处理曾静，交给后代去办，为什么？由于上回他没发毒誓；这回就不给后代出难题了，让后代担起毒誓，总是欠好的，他就负起全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