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以我国历史上最大的贪官著称，但“盛名”之下，许多含糊，他的发身和陨落，他的贪贿剥削之道，他终究有多少金银田宅，都不甚清楚。但嘉庆帝在太上皇驾崩仅15日便痛下杀手，赐令自杀。
嘉庆四年（1799）正月十八日，嘉庆帝公布处死和珅的谕旨。此前对和珅的审判并不顺畅：与他一起拿下的军机大臣福长安，宁死也不检举揭露；担任主审的几位亲王，素日多与之交好，难以审下去；所谓二十款大罪中的贪腐问题，仅排在十四款之后，亦多是些鸡毛蒜皮，和珅供认也很爽快。但却难以定为皇帝所说的大逆罪。
但是抄检和审问没有完毕，嘉庆帝既采用了直隶布政使吴熊光的主张。对和珅案急急做了断：先说众大臣与翰林科道官定拟和珅、福长安罪名，“请将和珅照大逆律凌迟处死，福长安照朋党律拟斩，请即正法”。再说和珅曾任首辅大臣，又值父皇大丧，“于万无可贷之中，免其肆市，和珅着加赏赐令自杀。”
作为历史人物的和珅是杂乱的，身后却同许多反面人物相同，阅历了一个妖魔化的进程。但是，作为首辅大臣的和珅仍是有必定才华的：乾隆五十三年（1788）平定台湾，和珅作为二十功臣之一绘像紫光阁，并被乾隆帝称为国家干城。五十七年击溃廓尔喀侵略，和珅再次列名图画。乾隆帝曾不止一次夸奖他兼通四种文字，说满朝中只此一人。嘉庆帝也供认和珅“小有才”，“小忠小信”。
因而，和珅身后，嘉庆帝开端想起他的一些优点，想起其对父皇的多年服侍之劳，或也能想起其为自己效过的力，心境有些杂乱。当外地将军督抚的议罪奏折仍纷繁来到，自是一无例外地吁请严惩，御批则变了口风，开端找各种理由，倾诉苦衷。如：
正月十八日山西巡抚伯麟奏折朱批：“已施赏赐令自杀矣。朕不得已之苦衷，全国臣民当共知耳。”正月二十二日，御批湖广总督景安奏折：“赐令自杀矣，实出于不得已之苦衷也。”
分明是去除一个大贪官，终究有什么不得已？有什么难言的苦衷？二十三日，嘉庆在江西巡抚张诚基奏折上略有流露：“朕若不除和珅，全国人只知有和珅，不知有朕，实出于万不得已。对错公论自有定评，无庸置辩也。”
不知是说和珅功高盖主，仍是说他狂悖恣纵。然若说亲政后其也会如此，大约没几人会信任。同日批漕运总督梁肯堂折：“此人不除，全国人心不正，所以必行，后世自有公论。”
这说的是和珅败坏了朝政甚至社会风气，很有些道理，却又不能深追，一旦刨根便到了父皇身上。二十七日，广东巡抚陈大文折御批：“全国至大，兆民至众，近年皆为和珅所遮盖，诸务废弛，若不速办，几不可问矣！不得已之苦衷，惟上苍昭鉴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