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庄子村的记忆
大车是大车村的村名，缘于秦朝的大车路。
新庄子又名文昌楼店，是我们大车村三组的村名。我们新庄子小村组没有啥名人名事，它就像我一样的朴素平常，也没有啥比较突出的历史事件，所以知道的人也不多。唯有那几百亩肥沃的土地，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大车子民。
文昌楼修筑在（最晚应是清末民国初年），文昌楼修建年代无可查考，文昌楼还有文昌楼村这个村名，应该和我的秀才老爷李文华大致同庚，文昌楼里边敬的是文昌神。有文昌神泥塑像彩绘，房子不大约十几个平米，里边除过文昌神像，听老人们说还有其他几位神像。仿古式门窗，琉璃砖瓦，墙上有彩塑诸多。逢年过节，村里人先上庙里给文昌爷上香，然后回家才磕头焚香，祭奠自己家三代牌位和族谱以及所有亡灵。
新庄子修建在迟（解放后大约在五十年代，是我们家第一次分家前，爷爷李玉树为儿女所建庄基），新庄子，本来是和我家老屋相对而言称呼的，是我们家解放后，爷爷因为给父亲他们弟兄五个分家，又新修的一处地窑庄基。在我家老屋北约百米处。老屋和新庄子，在两千零六年老庄基还田时推平了土地。解放后分家，大伯三伯家住新庄子，我们和二伯、四伯家住老庄基，也就是我家老屋。
老屋门口西面，过了糖坊院，就是井坊，井坊东住的排行大爷（我红娃伯和我志娃伯的父亲），井坊西住的我更兴爷（我芝秀姑他大），再向西是碾子坊，专门碾米的碾子窑。新中国解放后文昌楼的村名，也随着新时代更换新名新庄子，中国地图里没有标记文昌楼，却标记了新庄子。
文昌楼在新庄子北二百米处，坐西面东，文化革命当中拆除。文昌楼那块儿地，比村里百分之九十五的土地位置高，在村口是一个土堡。我九零年当村长时曾经丈量过，这块土地大约一亩三分地，东西走向，记忆中这块七十年代是黄八叔家的自留地。后来筑路移为平地，就剩一个土疙瘩站在那里。地南边是原来通往彬州的古胡同路，这个胡同从我们村通过（四组）庄合村，现在还存在。当今的彬底公路，记忆中大约是七二年初，位移至龙头岭城门的。胡同路再往南是三角坟，三角坟据老人说埋了三个人。八十年代初黄六叔家向东阔建庄基时，曾经挖出来一个墓穴，墓葬里听说有死人遗骸和锈蚀斑斑的刀状冷兵器一件，也已经没有了模样，无可考据。
新庄子和崖上李家住同一排偏东北，我家老屋和文昌楼本姓黄家住一排，稍偏西南，算上咀对岸子李家在内，围绕马槽沟（黄涧支流沟壑）形成圆形村庄，七十年代约三百六十多口人，七八年分队后，两千年前后两个小组约四百口人。
村子里在七十年代有水井六眼，岸上李家、岸底李家（我们家）、黄六叔家、五臣叔家、黄家仡佬黄五叔家、对岸子李家每户各有一眼水井。村子里有四个大涝池，每年雨季收集雨水供牲口饮水和人们洗衣物用水。八十年代有了自来水，这些干枯的水井已经填埋。
新庄子村里有很多古树。岸上有地名罗地，在村子最东边，也就是岸上李家二祖爷和三祖爷庄基地的岸背有棵古桑树，这棵桑树直径大约六十公分还多，树冠占地半亩不止。小时候嘴馋的我，经常和发小们在树下捡拾桑葚吃。树下的荒草地里蒲公英特别地多，还有很多薡棒槌（一种草）薡棒槌根很甜。在桑树底下的记忆很是惬意浪漫，金色的阳光下捡拾桑葚，那是个很美好的记忆，桑葚的那份甜始终没忘，可惜七五年前后被砍伐。
马家坟地旁有一个大树丛，那个树丛距离马槽沟边约百米，主要以老杨树（老胡杨）和柳树为主。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也被砍伐了。
我家门前是国槐，人也称中槐，南原人也称呼青槐。这棵槐树四个人搂不住，身高三米，树冠占地大约七八分地，树上有喜鹊窝两个，最头顶靠沟边的那个树枝被啄木鸟啄了一个洞，大树枝直径最少四十公分。每年到了秋天白露过后，槐树叶子开始飘落，落叶归根。来年初夏复始，长出新枝新叶，再开槐米槐花，这些槐米槐花，曾经卖过钱养过家，还曾经救过命。《门前槐》千槐万绿琼枝横，百世朝晖毊晚晴。古树苍苍怀禄厚，草堂朗朗孕昌盛。这棵槐树和我们家很有感情，风雨昔年的树荫下，几辈人在青槐树下乘凉生活，她为一家人遮风挡雨。她默默地付出的不仅仅是阴凉，她苍桑的面容象一家人的父亲又象母亲，形象伟岸高大而却不惹眼。七八十年代，父亲摘的槐米卖钱，给一家人安排过生活的油盐酱醋茶，也给我凑过学费和药费。家里用的铸铁洗衣盆，现在还在弟弟家里放着，那就是用槐米钱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