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播、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共享单车运维员、寻呼服务员、家庭服务和网络营销服务等……经济的崛起，大量新就业形态在近年来不断涌现并持续扩容。现代服务新业态数据也显示，相关从业人数在去年已约7000万人。与此同时，由于新就业形态的模式与以往就业有较大差异，在许多专家看来，需要加强新型用工的劳动保障。
对此，10月13日，在中国劳动学会与饿了么组织召开的“外卖骑手就业的社会价值与群体关怀专家研讨会”上，来自法律界、学术界、企业界等多方专家及从业者纷纷呼吁，应加快建设与当下数字经济发展相适的新业态劳动保障体系建设，推动行业进一步规范发展。
“新冠疫情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在线活动的热潮，数字经济借势崛起，可以说当下已近乎没有一个所谓的纯粹传统产业，每个行业或多或少都有数字化智能化的身影。”中国劳动学会会长、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杨志明说。
在杨志明看来，平台经济是经济转型的新动能，带动就业增长和拉动消费升级的作用十分显著，劳动就业的创新价值主要体现在：第一提高了劳动效率；第二顺应了新生代农民工自由劳动的择业取向；第三是收入较高，多劳多得、技高多得明显；第四在劳动收入上，大头归个人、小头归平台，初步实现了共享。
需要注意的是，新就业形态多以灵活用工形式呈现，种种问题反映出，这对当前用工管理与规范形成了一些挑战。
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兴就业市场，杨志明认为，新业态监管本着先发展后规范、边发展边规范、积累经验看准后以规范促发展，需要用审慎包容的态度对待新业态下出现的新变化新问题，不能简单将工业经济时代的办法直接用到网络时代的平台经济监管上。
“我们需要对适应新业态的特殊工时制等过渡性的管理办法进行更多探索，不能用工业时代的思路解决网络时代的问题，提高劳动精准率也要避免‘过劳’。”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天玉同样表示。
在研讨会上，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方建生也分享了外卖等新型平台经济为促消费、稳就业、拉内需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价值。以稳就业为例，疫情爆发以来，饿了么平台新注册的骑手超过100万人，外卖骑手岗位既为各类暂时失业人员提供了兜底性的就业选择，也为各类热衷兼职的群体提供了有趣而多样化的就业体验。
但方建生也指出，作为新经济形态，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亟待回应，“如果说过去外卖等新兴行业是先发展后规范的阶段，那么现在确实到了边发展边规范，甚至规范更加重要的新时期。”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杨伟国还以近期引发热议的新就业与算法关系进行分析称：无论是劳动个体还是提供新就业岗位的平台方，其实都深陷“系统”困扰。就劳动者而言，所谓困在“算法系统”里只是一个表象或者是特定时期内的表现，本质上其实是一直都困在生存和发展的“系统”里，并且个体知识和能力越少，困得越深。另一方面，平台同样困在市场竞争的“系统”里，任何一个企业哪怕慢一秒钟就会带来致命的影响，没有选择。
趣活科技CEO虞阳建议，改变“系统”困境，需要制度创新保驾护航。据他介绍，目前外卖等灵活用工行业的人员月均流失率接近10%，这意味着每年全部从业人员就要全换一遍，通过优化制度保障等方式降低离职率势在必行。“现在的蓝领招聘成本是800到1000元人民币，如果是1千万人的话，一年就会有近100亿的支出放在无价值的投入中，这对行业发展十分不利。”他说。
对于制度保障创新的方向，阿里巴巴本地生活总法律顾问蒋金平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外卖员等新职业的培训体系；二是社会保障层面，开创不以劳动关系为前提的工伤保险待遇的机制，鼓励开发外卖第三方责任保险等新保障；第三，推动骑手异地缴纳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的社保项目；最后，在司法层面加强多方联动，比如在涉及到灵活用工的案件上，有比较统一的全国规范判决思路或指导案例，避免各地因为标准不一导致灵活用工经济的损害或对骑手保障不到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