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吴孟超彻夜难眠，“国不强、遭人欺”，他连夜向医院党委赶写一份向肝胆外科进军、成立攻关小组的报告。报告完成之际，窗户正透进第一缕晨光。意犹未尽的他，又提笔写下16个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勇攀高峰。
很快，医院党委批准吴孟超和军医张晓华、胡宏楷一起组成肝脏外科“三人研究小组”，由吴孟超任组长。历时4个多月，“三人研究小组”用乒乓球材料制作出了中国第一具完整的肝脏血管铸型标本。1960年初，他们又首次提出“五叶四段”肝脏解剖理论，中国医生从此找到了打开肝脏禁区的“钥匙”。
1960年，吴孟超主刀完成我国第一例肝脏肿瘤切除手术。1963年，他率先突破肝脏外科“禁区中的禁区”，成功进行世界第一台中肝叶切除手术，之后还研究出符合中国人体质的肝脏外科手术技术体系，使我国肝癌手术成功率从不到50%提高到90%以上……就这样，吴孟超和他的团队一步一步将中国的肝脏外科水平提升至世界前列。在1979年召开的第28届国际外科学术会议上，吴孟超以切除治疗原发性肝癌181例、总手术成功率91.2%的经历，震惊国际医学界，让中国肝脏外科一举成为世界领跑者。
退休前，只要不出差，吴孟超每周都要上台做手术，是当时全世界仍然站在手术台上最年长的外科手术医生之一。他的手术至今还保留着几项世界纪录：切除最大的肿瘤达到18千克，患者年龄最小的只有4个月，患者手术后存活时间最长达到47年……
无论从哪方面看，吴孟超都已到达了事业顶峰：作为医学专家，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作为军人，1996年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医学专家”荣誉称号；作为科技工作者，2006年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作为医院院长，获评2011年度“感动中国”人物……
早在十几年以前，就开始有人不断劝吴孟超：您早就功成名就，也该享享清福了，整天上手术台，万一有个闪失，别影响了一辈子声誉。吴孟超却笑着说：“我不就是一个吴孟超嘛，名誉，那算啥？只要我活一天，就要和肝癌战斗一天！”
吴孟超说，他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那就是与肝癌做斗争。为了早日攻克肝癌及相关肝脏疾病，2006年从北京领完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回来后，他把国家和军队奖励的600万元全部捐出，又联合6位知名院士，向国务院提交了“集成式研究乙型肝炎、肝癌的发病机理与防治”的建议案，被列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2009年，国家批准在上海建立由吴孟超牵头的国家肝癌科学中心。吴孟超近百次赴京协调沟通相关事宜。有一次，他生病刚打完点滴，又要去北京汇报。从首都机场出来时，他拖着虚弱的身体走几步就要休息一下，从候机厅到停车场短短一段路，他竟休息了七八次。随行秘书心疼得直掉眼泪：“吴老真是不要命了。”
现在，由这个建议案促成建设的国家肝癌科学中心已经屹立在嘉定安亭，成为世界最大的肝癌研究和防治基地。
一条路，奋斗不止
吴孟超的手是一双能“起死回生”的手，也是一双体贴入微的手。他创立的“吴氏刀法”对待肿瘤“快、准、狠”，对病人则是“慢、拙、仁”。
在吴孟超心中，没有什么能取代病人的位置。他从医几十年，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在冬天查房时，他都要嘱咐学生，把手在口袋里捂热后再做触诊。不仅如此，在每次为病人做完检查后，他都要帮他们把衣服拉好、把腰带系好，并弯腰把鞋子放到他们最容易穿的地方。“对我们医生来说，这只是举手之劳，但病人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吴孟超说。
“病人生病已经非常不幸了，为了治病可能已花光家里的钱，有的还负债累累。作为医生，一定要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替病人算账。”这是吴孟超对年轻医生说得最多的话。平时，他要求医生在保证药效的前提下，哪种药便宜用哪种。在为病人做检查时，如果B超能解决问题，决不让病人去做CT或者磁共振检查；如果他们带的片子能够诊断清楚，也决不让他们再做第二次检查。他手术时，用的麻醉药和消炎药都是最普通的，缝合创面切口也从不用专门的器械。“我们要多用脑和手为患者服务，器械用一次，‘咔嚓’一声1000多块，我吴孟超用手缝线，分文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