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呼电话不多了，值守人也不多了。
10月13日上午10时，89岁的吕树生家里电话铃响了。得知是记者询问“传呼电话”时，曾经的传呼电话值守人吕树生沉默了。
吕树生夫妻俩先后守在浦东大道2511弄小区门口传呼电话亭。这个为便利动迁居民而设的电话亭，营业了24年，如今已关闭。他家门口贴着自家座机电话，用作门铃，也作对传呼电话的念想。
现年89岁的吕树生，身后是被堵上的电话亭。
1952年，上海有了第一部传呼电话。此后，上海大大小小弄堂口的小亭子里，几部公用电话，三两位值守在其中的传呼员，成为上海的一道风景线。到1990年前后，传呼电话仍是居民主要通信方式，沪上还上演过脍炙人口的《传呼电话》三幕话剧。
电话进入寻常百姓家，紧接着手机高度普及。时至今日，大部分传呼电话遁去，曾值守传呼电话边的人也悄悄匿在人群之中。传呼电话不多了，值守人也不多了。
想守到100岁
直到一年后的现在，吕树生还清楚地记得，2019年8月31日，那个自己值守的传呼电话亭结束营业的下午。
那天早晨7时，吕树生一如既往按时醒来。8时不到，他就到小区门口的电话亭子里，打开绿色木窗，将一部橙色的传呼电话机放在窗外的搁板上，开始新一天的值守。
14时许，一辆载着水泥、砖块和铁锹的工程车在小区门口停了下来。车上下来几名工人告诉吕树生，电话亭要封了。吕树生只得收拾电话亭子内的私物，剩下一部橙色的公用电话和一块搪瓷的“公用电话”招牌没拿。接着，电话亭的门和窗被砖块水泥堵了起来。
位于浦东大道2511弄小区门口的电话亭，现在已经停业了。
吕树生坐在小区门口休息。
2019年9月1日，学生早起返校报到。吕树生依旧在7时醒来，早起的习惯一时半会儿难改。之后的一个星期，他都在这个点醒来。
1970年，吕树生下放到安徽农村，1985年回到上海，在水果行做起管理员，也打门卫等零工。1995年，近300户居民从浦西动迁到浦东大道2511弄小区，居委会在小区门口搭建一个小房间，一半是门卫室，一半是电话间。吕树生老伴曾是产科医生，因做事踏实，动迁后被居委会选中值守电话亭。
座机电话尚未完全普及。市民家中要安装电话是个麻烦事，不仅需要排队，而且安装一部电话的费用是一个普通工人几个月的工资，大部分的上海家庭都会使用传呼电话。
电话亭营业时间是从早上7时到晚上7时。值守人接到电话，就把听筒搁在桌上，拿上电喇叭，小碎步跑到楼下喊人，“XXX室，有侬电话。”整个小区里经常能听到这样的传呼声，哪户人家有喜事也早早地周知小区居民；如果接电话的人住得离电话亭稍远一些，就记录回电号码，一次传呼叫上多位。以当时的价位，“传呼一人，3角；打一个电话4角起。”吕树生记得，当时电话亭每月都有1400元左右入账，够负担3个传呼电话值守人的工资。
电话亭运营的时候，传呼电话正热，打电话的人经常排队。电话费不便宜，一个电话相当于一副大饼油条。“懂经”的人，电话里长话短说，一两分钟能挂机；碰上“拎不清”的或者小情侣煲电话粥就要“急煞人”。当电话亭门口排起长龙，即使有3个值守人也忙不过来，吕树生就充当临时传呼员，替老伴和附近居民分忧。
在需要传呼的时期，值守人是个考验情商的活。接听电话后，哪些着急的，哪些不着急的都得听得懂，能用电喇叭吼的、不能吼的也要会“看山水”。多年前，吕树生接到小区一居民亲戚打来的电话。可他记得，这户人家已经安装电话，许久没用过传呼电话，可他家亲戚为什么还打到传呼电话上呢？旁敲侧击之下，他了解到这户人家小两口正在闹别扭，丈夫接到妻子亲戚的电话，愣是不肯告诉妻子。无奈之下，妻子亲戚只得把电话打到了传呼电话亭，由他来传呼。吕树生听罢，把事由和回电号码记录下来，为了不激化矛盾，还饶有技巧地私下把事情传递给了那户人家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