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就将患者及其家属对医疗产生不满的原因，归于概率与医学实践中不可避免的风险。这时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其一，在患者家属不断驳斥，钱主任反复说明，代表医患双方的行政医生与患者家属在反复的沟通之后，家属认同了机构叙事中的概率说；其二，家属不认同概率说。
在家属认同了医疗事件是一种不得不面对的概率的情况下，由于医疗事件的原因不在于医院方，医院叙事开始朝着解决该事件的方向走去。“没有问题就不赔偿”，这是医院叙事中“医院对于该事件的态度”，当然这个态度总是被家属驳斥，不接受。因为尽管医院没有责任，但是医疗事件对患者及其家庭造成的影响却常常是很大的，否则也不会有家庭愿意花时间精力把事情推到医患纠纷这一步。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医院没有过错，但仍需要有一定的补偿，才能使投诉方停止纠缠与申诉。
案例：
2015年5月，一位五十多岁的河北农村妇女因脑动脉瘤血栓入院，在神经外科做了手术，手术结束后发现病人脑中有两条血管被粉碎后的血栓堵塞了，只好进行二次手术通血管。疏通手术后不久，病人又出现了手脚不能控制的情况，检查发现病人的脑血管存在出血症状。医生告知家属需要进行开颅手术，并告知了手术的危险性。手术结束后，家属将病人接回河北老家，并未继续在医院住院观察，最终病人死在家中。
2015年7月28日上午，死者的丈夫、两个儿子，以及死者的两个弟弟共五人到医患部投诉。面对投诉的家属，钱主任说：“主刀的陈主任跟你们无怨无仇，肯定是不会害你们的。另外医院也实施了抢救，手术风险非常高，抢救无效病人死亡的情况很正常。所以我们医院的医疗没有问题。”
死者的一位弟弟说：“医院怎么也要给点精神损失费吧？姐姐有两个孩子，他们都是农民，家里比较穷，还欠着外债。现在母亲没有了，家里更困难了。就算不谈过失，不谈责任，医院也应该减免一下治疗的费用。另外，出于人道主义，医院还应该有一定的补偿。”之后，死者的丈夫提出了六到十万元的补偿要求。
听完家属的诉求，钱主任沉默了一会儿说：“专家委员会认为，这次医疗行为没有过失，医疗没有问题，所以不应该赔偿。但因为陈主任德高望重，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坐在这里谈……我们的专家委员也讨论商量过了，你们的治疗费全部给退了，也是对家里人的一种帮助。另外我们也考虑补助你们8万块，你们看能不能接受这个结果。（不接受的话）可以走法律途径。”
之后钱主任等医患部的医生全部退出谈话室，交由家属们讨论确定是否接受这个方案。讨论结果，家属们接受了这一方案，医疗纠纷得到圆满解决。
对于这一结果，医院方是很满意的。因为在家属投诉的前一天，赵主任就已经从涉事医生陈主任那里知道了这件事情，并且了解了医疗的全过程，认定医院没有责任，但赵主任还是预期得给家属赔偿二十万元左右才能了事，他还给负责谈判的钱主任一个协调原则：“十万到二十万之间，就一次性谈妥；如果他们开口要三十万，那还可以再继续谈；要是开口五十万、一百万，那就只能走法律途径了。”家属接受了八万元的补偿建议，远低于赵主任的预期，因此他认为这一次谈判很成功。
当笔者问赵主任：“为什么医院没有责任，还要给补偿”时，他回答说：“家里突然失去了母亲，失去了劳动力，而且农村的家庭经济条件也不怎么好，医院出钱是要帮助家人度过失去亲人的难关。”赵主任表示，这家人太老实了，又那么可怜，自己宁愿他们多要点。但医院又不能主动给太多。主动给多了家属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要太少了，一下“狮子大张口”，医院又很难办。
另外一种情况，要是患者及家属不认同医院叙事中的概率说，钱主任会进一步对于医院的医疗行为进行辩护：医院不存在医疗问题，之所以家庭认为有问题，是因为“你们不懂”。而且医疗事件经过了“专家鉴定”，因此医院不存在问题的结论是建立在专家与专业的技术权威之上，有科学的依据，这无疑是对家庭叙事的有力驳斥。
要是患者家属在面对专家及专业权威时不能无法进行有力的反驳，那么医院叙事会将谈判过程引向下一步，即没有问题就不赔偿；要是患者家属仍然不服，钱主任就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双方后续是否还有谈判协商的余地。如果有，那么下次再谈；如果没有，那么患者家属自己看着办，继续闹或诉诸法律诉讼都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