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迁】产业西迁折射市场格局变化
到2004年，上海出口加工区“人丁兴旺”，青浦出口加工区、松江出口加工区B区、漕河泾出口加工区、闵行出口加工区、金桥出口加工区等或获批，或已封关运作。举目全国，上海俨然成为全国出口加工区数量最多的城市。
各加工区都铆足了劲，展开引资竞赛。青浦出口加工区引来飞利浦等数家跨国公司；漕河泾出口加工区及时引入身处漕河泾开发区、因业务量迅速增长而“无用武之地”的英业达，同样是代工巨头的英业达斥资8000万美元新建了工厂从事服务器生产；而位于浦东的金桥出口加工区，在2002年已成沪上外资创利大户集聚地，区内的上海惠普公司以人均661万元人民币，位列上海外企人均创利第一。考虑到逾千名在金桥园区常年工作与生活的外籍人士，涉及英美德等20余个国家和地区，金桥还建起5平方公里国际社区专供外籍人士租住，成为全国经济开发区中首个建成的国际社区。
作为发展中国家接受发达国家产业转移、融入全球化的钥匙，出口加工区曾一马当先，风头无两。
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产业西迁”成为上海出口加工区心头阴影。
约在2010年，受制于土地、用工成本攀升，广达到重庆又建“制造城”。截至今年3月，广达在重庆员工数已达3.3万人。
广达电脑重庆“制造城”的厂哥、厂妹去上班。
而于2004年首批入驻漕河泾出口加工区的英业达，也在2015年作出相似决定，将旗下部分低附加值生产线转向西部。对于巨头“见异思迁”，上海欣海报关闵行分公司总经理林咏梅有着切身感受。她告诉记者，闵行分公司的成立，旨在为漕河泾出口加工区提供“贴身服务”，而英业达的年报关量曾占闵行分公司50%以上，“由于巨头西迁，闵行分公司甚至一度考虑关张”。
除了“思迁”，还有企业对市场格局变化的敏锐感知。
出口加工区原主打加工贸易，企业出口比重多在90%以上，但中国国内庞大的需求市场渐令企业垂涎，销售重心也开始向国内倾斜。比如在闵行出口加工区内，专注于维修测试和技术开发的卓耘公司愈发感到身处区内的瓶颈。当时，卓耘只接手了DELL（戴尔）等境外维修订单，凭借其硬核技术，还想承接境内生意。但按当时出口加工区监管规则，企业要开展境内维修，须在出口加工区外再设生产线。这在公司副总经理赵孝伟看来实在划不来——“公司在区内的生产线还未马力全开，若在区外再开生产线，公司还怎么赚钱？”经营瓶颈源于制度约束，这让卓耘公司愈发觉得，出口加工区这个“庙”太小了。
【新生】名称“迭代”释放积极信号
2014年左右，跨境电商正起蓬头，它们对落户出口加工区跃跃欲试，但受制于出口加工区“葫芦型”单一功能，跨境电商偏偏进区无门。
新形势、新模式、新需求越是层出不穷，短板的暴露便越为明显。
然而短板面前，保守者不闻不问，以不变应万变，改革者却尽力补齐，抓住机遇窗口期；保守者翻着文件说全是难题，改革者则敢于革故鼎新，在直面企业痛点中破中有立。
2015年起，在海关总署指导与支持下，上海开始加快推进出口加工区转型升级为综合保税区的工作。
综保区是仅次于自由贸易区的我国开放层次最高、优惠政策最多、功能最齐全、手续最简化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出口加工区升格为综保区，便可从原先以外向型加工贸易为主，拓展至国际转口贸易、国际采购分销、保税研发、检测和售后服务维修等业务。以保税研发为例，对生物医药、集成电路和检验检测企业而言，在综保区内进行的研发、检测设备及耗材，均免关税和17%增值税，相比在区外做研发，可节约总投资的三分之一。漕河泾综保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勇举例，区内原有医疗企业美敦力，“综保区的政策适用，对留住像美敦力这样的全球医疗器械领域隐形冠军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