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教育”这个概念，近几年她才明白。过去，她一直以为不能读书，是因为家里交不起学费，“有钱人家孩子才能去学校上学”，因此，她几乎从未在母亲面前问起读书的事。
黄若依说，她童年时对未来的职业也曾有很多幻想。她曾经觉得“做警察真好”，还想过成为国家级运动员。但是，没有上学，这些都无从谈起。
9岁时，她有一天抱着一本书去南充市的一所乡村小学找邻居姐姐，就在窗边站着。一个老师看见了她，以为她是某个班级上的学生。黄若依告诉她，自己不上学，哪个班的都不是。老师说，你把你妈妈叫来，不收学费，只给书本费就好。经过一番劝说，妈妈同意她去那个学校旁听三年级的课程，但没有学籍。
很快她们又搬家了，学校生活只持续了3个月左右。
10月30日，她来到南充市教育局，了解是否能重新接受义务教育。教育局工作人员说，这么大年纪的学生没有学校收。他们建议她可以去试试职中，但是职中也没有义务接收她。
黄若依理解教育局的意思，“是当时的监护人给我造成这样的后果，就是说国家没有一定的义务去弥补。”但黄若依觉得，“小时候我没有办法去思考这些问题，而且我从12岁左右，就没有人一直带我，完全是自己长大的”。
离开教育局，黄若依又来到自己曾经旁听过的那所学校，想看“能否接收我这么一个特殊的学生”。副校长说，听说过她的故事，感觉很同情，但是她的年龄比较尴尬，很难单独规划出来一个教师来教。“这么大的人，来上学也会很奇怪”，学生和其他家长都会有看法。
小学无法接收，她又去职中咨询。11月2日，黄若依来到四川省南充中等专业学校，招生老师说，没有学籍不能收，但是由于她情况特殊，可以去问问教育局能否出示一个什么证明，这样他们有可能会收。
尽管在朋友吴青云看来，重返校园并不现实，但黄若依自己倒向往那样“枯燥”的生活。“拥有的人不会去珍惜”，她想住在封闭式学校里面，只有周末可以出来，按时睡觉起床，“在学校里面你除了学习什么也不能干”。她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得到调整。除此之外，她觉得以现在的文化程度，她只能选择工资不太高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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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黄若依并没有感受到“黑户”带来的影响。她常去的黑网吧、商场、书店不需要出示证件，身边的玩伴也都是未成年人，都尚未拥有身份证。“我当时没觉得我和其他孩子有什么不同”。
2013年，17岁的黄若依在江苏打工时被要求提交身份证。辗转找到父亲，她这才发现，家里的户口本上没有自己。“纸包不住火”，对公司推脱了几次“身份证正在办理”后，黄若依离开了那个岗位，回到南充老家。
黄若依记事起，她父母已分居，她随母亲生活，但12岁时母亲和她失联。找不到父母，为了谋生，黄若依只能借朋友的身份证在本地租房和找工作。
黄若依说看到别人家人团聚，她觉得“只有我是一个人”。甚至看到恋爱的情侣，她都想到“我没有身份证，不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2019年，黄若依曾和前男友走到了谈婚论嫁的节点上。男方父母隐晦地说，“要先把户口问题解决了”，男友没有站出来维护她。他们很快分手了。
因为没有身份证，她总觉得自己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小时玩伴徐晴告诉记者，“她以前没有身份证，条件特别不好的黑宾馆才会收她。”张宣还把家里的房间腾出来给她住过一段。
她用着借来的身份证，照片上的人和她并不相像，她总解释会说，“瘦了，所以样子有变化”“化妆了”。但她还是“提心吊胆，像过街老鼠”。“如果被发现了，我也就实话实说，这不是我想的，我没办法。”
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采访时，黄若依的父亲黄大前说，黄若依在家排行老三，当时上户口需要交罚款，他们拿不出来这个钱。现在他也不是存心阻挠，只是觉得，家里有些事还没有说清，这个女儿应该是归母亲管，担心以后她母亲回来，产生纠纷。他还说，钱是帮她母亲存的赡养费。
黄若依的母亲姓名不详，黄若依说，可能叫“王巧”或“王宗巧”。她是陕西安康人，高中学历。根据黄若依的说法，她20岁时被外公赶出家门，来到广州打工，遇上了当时30岁的黄大前，后来随他来到四川西充县。按照黄若依和其父亲的说法，黄若依母亲有些精神上的问题，她曾见过母亲在烟盒、旧报纸、广告页上写了密密麻麻的小字，贴满出租屋的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