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颖超任职的问题上，周恩来态度十分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不少党内外人士曾向周恩来提议，按邓颖超的资历和能力，应该在政府里为她安排一个职务，最终却都被周恩来断然拒绝了。有人为邓颖超鸣不平，周恩来说：“我是政府总理，如果小超再担任政府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她那个部长说的话当成是我这个总理的话，把她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这样，家庭关系、夫妻关系、政治关系、政府关系，就都到一起去了。这就不利于我们党的事业，不利于我们的工作。”他还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多次在任职、调级等问题上尽量压低邓颖超。1974年，在筹组第四届人大班子时，毛泽东曾批准提名邓颖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件事也被周恩来压了下来。直到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在1977年被选举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时，才得知此事。对于周恩来看似不近人情的做法，邓颖超毫无怨言，说：“恩来这样做，我很理解。”她将这看作是一种严格的家风，体现的是党的优良传统。
严管厚爱 不搞特殊
周恩来曾给晚辈定过十条家规：1.晚辈不能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只能出差顺路时看他；2.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3.来者一律到食堂排队买菜，有工作的自己出钱，没有工作的由他代付伙食费；4.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5.不许请客送礼；6.不许动用公家汽车；7.凡个人生活中能自己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8.生活要艰苦朴素；9.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他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10.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这十条家规体现了周恩来对晚辈的严管和厚爱，是周恩来红色家风的一个概括，其核心是决不搞特殊、决不享特权，一切以国家、人民的利益为重。
周恩来曾多次教导晚辈，“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我的关系，都不许扛总理亲属的牌子，不要炫耀自己”。周志勇是周恩来二弟周恩溥的长孙，他出生于1960年，因为那年周恩来出访印度，所以家里人就给他取名为中印；周志勇的弟弟1966年出生，周恩来那年出访越南，就起名为中越。周志勇10岁的时候，奶奶带他们来北京，周恩来请他们吃饭。席间，当周恩来得知兄弟二人名字的由来时，便说，这两个名字不好，改一下吧。后来，周志勇才知道他们兄弟二人的名字违反了“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他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的那条家规，所以要改。
除此之外，周恩来还经常教育他的侄子、侄女要深入农村和基层，做普通劳动者，并要求他们严格要求自己，带头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规定，不能利用亲属的关系搞特殊化。即使亲属符合条件应该享受的待遇，周恩来都执意不许。
1968年夏，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远赴内蒙古插队，周恩来知道后很是高兴，对她说：“我坚决支持你上山下乡，到内蒙古大草原安家落户。……一定要迎着困难上，决不当逃兵。”由于周秉建表现良好，在1970年经当地群众推荐应征入伍。当时，对很多青年来说，入伍是很好的出路，有一些人想方设法让子女离开农村去当兵，而这一做法对稳定知识青年队伍、对整个国家的大局是不利的。就在周秉建穿着军装到北京看望周恩来与邓颖超时，周恩来说：“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内蒙古那么多人，专挑上了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特殊化，一点也不能搞。”周恩来为此事还专门派人到部队了解情况，并要求周秉建立即回到草原。最终，周秉建脱下了军装，返回内蒙古草原。同样，周恩来的侄子周秉和在新兵训练即将结束时，也从部队返回延安继续插队。
周恩来以自己的方式告诫大家，办事情首先不能考虑个人利益，要以国家利益为重，这充分展现出他宽阔的胸怀、崇高的境界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周恩来曾说过，“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会影响一大片”。周恩来的家风家规，不仅是对亲属的严格要求，也是对亲属的厚爱。
(摘自2018年3月30日《中国档案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