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没有什么娱乐活动，能上电视，就是了不起的大事。同学们都会传，这个人上过电视的。”6岁就进入小荧星艺术团的裔莎说。
那时要进小荧星可不像现在这么容易。一开始，是靠老师去学校物色好苗子，后来，它终于对外招生了。没有想到的是，每每招生，就会登上报纸新闻。
“初夏的上海，有一件事却‘热’得烫手，‘热’得让人迷惑。电视台公开招考小荧星艺术团新团员，总共招50名3岁至9岁的儿童，应考者竟多达3万人！1∶600，比例悬殊，难度之大恐怕连古时的考状元，现今的考‘托福’也难相比。”
1989年8月1日的《解放日报》上登载了这样一则报道。
作为亲历者的杜若英永远不会忘记那天的场景。当时她在小荧星艺术团演播组做招生工作。
演播组三年公开招生一次，1986年那一次放在虹口体育场，招50人，来了3000多人。
所以工作人员错估了形势，心想这点人数不用那么大的场地，1989年的面试就放在卢湾区少年宫。
那天，下午5点开始招生，4点前，杜若英和同事们去对面小吃店吃晚饭，准备吃好之后就开始忙碌的招生工作。
“吃完回来之后，惊呆了，我们被堵在门口，根本进不去。”少年宫挤满了家长和孩子，密密麻麻。
大喊着“我们是招生老师”，杜若英他们好不容易杀出一条“血路”，还没等她们坐定在面试的位置上。“轰”一声，门被挤破，倒下了。
更可怕的是，室内突然一片漆黑，断电了。等到重新来电，有老师发现自己手里的报名表被抢了。
“只要有一个人挤一下，有一个人摔倒，后果不堪设想。我们的心都快跳出来了，只能大叫‘大家原地不动’。”
杜若英和同事们担心出事，赶紧打电话到电视台，“让他们在电视上拉字幕：停止现场报名，改为书信报名。”
在一遍遍地劝说之后，人潮慢慢散去。之后，信件像雪花一样寄来，“门卫吃不消了，每天3大箱。”
“我们用了很多人力，把信全部看完，再一个个通知他们按规定时间前来面试。”
面试那天，依然人满为患，有的小朋友没挤进内圈，就由爸爸举过头顶，一个个传进去。面试结束，老师把孩子高高举起，问：“这是谁的孩子？”然后再慢慢传递出来。
3万多人报名，最后录取50人。整个面试流程延续了近4个月。
三年之后，同样的场景重演了一遍。报名当天，许多家长提前3个小时就赶去排队，长长的人流一时引起了交通堵塞。
报名的火爆还催生了“黄牛”，他们趁机把5元一张的报名单涨到50元。
“去高级的地方开眼界”
裔莎当年并没有经历这样600：1的严峻面试，她是1986年考进小荧星的那批孩子。
她的爸爸喜欢表演，只可惜自己是老三届，没有接受培训和参加表演的机会，看到女儿有点天赋，就想尽办法送她去参加各种文艺培训。
“小时候参加一台晚会的录制，梁波罗（演员、歌手）抱着我演唱了一首《白鸽》。为了帮我把上电视的镜头一个不落地录下来，父母特地买了录像机，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花费。”
时间行进到1990年代，父母还是一样的想法。
赵艾伦的父母觉得自己小时候没能学成钢琴是个很大的遗憾，于是不惜花下4900元“巨款”买下钢琴，每周骑自行车带她去音乐学院附近学钢琴。
“我记得很清楚，每次骑到大光明电影院那里，我一定要吃一根紫雪糕，否则就不愿意去。”
虽然不情不愿地学着钢琴，但这项在当时孩子中不常见的特长让赵艾伦顺利打开小荧星的大门，她加入了小荧星的合唱团。
“1990年，一个班上会乐器的同学不会超过3个。等到过两三年，有的家长通过买认购证发财了，让孩子学乐器的才开始多起来。”
加入小荧星让其他的家长和孩子感到羡慕，因为这意味着“小朋友可以出人头地，去高级的地方开眼界”。
1989年，有一个小男孩在报名现场告诉记者：“爸爸讲的，当小荧星可以上电视，到美国迪斯尼去玩，所以我要来。”
表达过于直白，但这确实是当时很多家长心中的真实想法。
1990年年代，报纸上时有“小荧星艺术团昨轰动日本长崎”、“小荧星赴港首场演出受欢迎”、“上海‘小荧星’应邀赴欧演出”这样的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