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模糊状态下的还有涉及协议控制（VIE）架构的交易是否需要申报的问题。据钟刚介绍，涉VIE架构的交易一直处于一个灰色地带，法律上既没有明确要申报，也没有明确不需要申报，不少企业在实践过程中，通常比较迷惑。
周照峰也有同感，他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之前在给一个交易做反垄断评估的时候，就被客户告知该交易因为涉及交易的一方是VIE架构，所以不用考虑中国申报。这本身是明显不合法的解释，但是因为以往的实践，给企业造成了错误的理解”。
此次征求意见稿第十八条明确规定，涉及VIE架构的经营者集中，属于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范围。经营者应当事先向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申报。
使用不同名称规避“二选一”查处
相较于2019年9月1日起施行的《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在限定交易一则里增加了“二选一”的表述。第十五条限定交易，分析是否构成限定交易行为时，要求交易相对人在竞争性平台间进行“二选一”或者其他具有相同效果的行为。
尽管“二选一”并不是法律术语，也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但是首次将“二选一”以文字形式写入执法机构可参考的指南。实际上，每逢电商大促“二选一”几乎如影随形，电商平台全部指责竞争对手“无理取闹”，品牌商为了表忠心纷纷明确阵营、拜码头。此前，阿里、京东、拼多多和苏宁均因“二选一”多次成为舆论中心，今年爱库存和唯品会同样因此备受关注。
“平台多少都会让品牌商进行排他，或是以书面的形式，或是口头协商。”张先生（化名）在广州经营着一家颇具规模的服饰工厂，他对于“二选一”已经习以为常，甚至还有了如何规避平台查处的心得，“用不同的品牌名字，干脆启用新品牌”。
此外，张先生还会让不同平台上呈现的商品信息、图片完全不同，设计和搭配稍作差异化处理。“因为平台的管理者也很鸡贼，他们会用不同的方式搜索产品，对比各种细节，哪怕是生产信息、发货地址等。”张先生坦言，“真的很累，但为了多一个渠道也没办法。”
当然也有品牌商家无惧平台诸如“二选一”这样的无理要求。一位销售牛羊肉的经营者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我们牛羊肉不愁销售渠道，产品品质过关也有市场认可度，所以会直接忽略‘不得入驻其他平台’的要求。”在他看来，品牌商和电商渠道的关系就像是弹簧，此强彼弱，品牌影响力有限且需要电商帮助其完成冷启动的品牌，多数还是对电商有依赖。
该负责人表示，在与各路电商合作的六年里，对以“二选一”为代表的排他性交易司空见惯：“大促前3个月，各种要求和劝说就开始了”，“即便非6·18、双11时期，平台负责与商家沟通的工作人员，也会暗示或明示商家不要在其他电商平台销售相同型号的商品，甚至会直接告诉商户不要进驻”。
大数据成为托词
随着大数据技术日渐成熟和普及，平台对其使用引来了不少反对声音，大数据杀熟就是代表性案例。不少消费者一致困惑出行平台的差别待遇，同一时间、同一上车和下车地点，在均不使用优惠券的情况下，结算和预估的价格出现差异。“酒店同房不同价”也是提供酒店预订平台上的热门话题。此外，有消费者反映，购买同一件商品时，付费会员往往要比非会员支付更高的价格。
对于上述纠纷和疑虑，互联网平台给出的解释包括了系统不成熟、优惠券不同、外界实际因素等，或者一口咬定“平台绝不会做大数据杀熟的事情”。尽管众说纷纭，但大数据杀熟或许能在本次规则出台后有所收敛。
一位电商行业的分析师称，短期来看，大数据杀熟确实能为企业赚取更多的利润；长期来看，会透支消费者对平台和品牌的信任。该分析师认为，大数据杀熟反而是技术不成熟的体现，因为做不到公平公正，平台构建的健康的商业生态就不存在了。
此外，在限定交易中，征求意见稿也强调了不恰当使用数据可产生的垄断行为。限定可能通过平台规则、数据、算法、技术等方面的实际设置限制或者障碍的方式实现。一位家电品牌代理商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店铺就曾遇到过“搜索降权”，消费者搜索品牌时，“店铺从第一位直接降到第三位或者更为靠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