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戴高乐给中国青年的启示
当地时间10月29日，巴黎一家大型书店摆放着各种与戴高乐相关的书籍。11月9日是戴高乐逝世50周年，法国官方原本计划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但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相关安排。 视觉中国供图
2020年11月9日，是法兰西民族不屈的反法西斯战士、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戴高乐将军逝世50周年纪念日。
戴高乐虽然离开已50年了，但他的故事一直让人着迷。他从小立志报国，其命运与整个法兰西民族在20世纪上中叶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在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和1958年阿尔及利亚内战之际，他两次拯救法兰西，其崇高的声望在今天的法国依然远超拿破仑、路易十四。
无疑，戴高乐的一生是伟大的，他对20世纪“法国的伟大”和在冷战期间致力于国际政治多极化所发挥的作用是没有任何人可替代的。
如果没有戴高乐，法国就不会存在轰轰烈烈的抵抗运动，法国在政治上就不可能摆脱战后与德国、意大利一样成为一个被美军解放后又被占领的二流国家的命运，更不要说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经济上也不可能在战后短短十多年里从一个在纳粹铁蹄之下人心涣散、政治瘫痪、经济崩溃的二流国家打造成一个工业体系完备、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的现代工业化国家；在外交上就不可能“四两拨千斤”，一度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外形成一种独立的第三种国际外交力量。
1964年1月27日，戴高乐不顾美国反对，在西方大国中率先承认新中国。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与新中国建交不过是法国对“客观世界存在”的一种承认，这是一种国与国的正常关系，无关乎国与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差异。戴高乐说，建立人民与人民之间的直接联系，有利于推动人的事业，即人类智慧、进步与和平的事业。
戴高乐承认红色中国，在当时的西方世界无疑扔下了一颗震憾弹，遭到美国和西方反共保守势力的攻击，但戴高乐高屋建瓴，不仅为世界打开了通向中国之门，也为中国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他在55年前就预言了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这些都充分显示了戴高乐的非凡领导力。
尼克松在其著作《领袖们》一书中写到，成就伟人必须要有三个条件：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伟大的人物。
的确，戴高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血与火的战争年代，他所处的国家也是历史悠久、在人类文明史上有重大贡献的法兰西，但戴高乐本人之所以成为戴高乐，却是如他自己所言，“因为他们渴望伟大而成为领袖的”。
胜利后面“亚里士多德的影子”
我要向中国青年介绍的，是通识教育对戴高乐成长的作用。
通识教育，法文也叫通识文化，在法国指的是综合知识教育，其历史可上溯到古希腊文化的影响。在18世纪的法国，懂得通识教育的饱学之士被称为“诚实的人”。
戴高乐在其名著《剑锋》一书中指出，“真正的指挥学校是通识文化。通过学习通识教育，人们可以理清思路，把从属的东西从本质的东西中剔除，并感知到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扩展。简而言之，可以使人们观察事物的全面貌而不受到细微差别的影响。没有一位杰出的军人对人类人文精神所传承的东西会感到无动于衷的。在亚历山大大帝征战的所有胜利后面，我们总能看到亚里士多德的影子。”
我们看到，戴高乐所处的年代，传统教育要求每个儿童文理科全面发展，而戴高乐早年的家庭教育更为这种通识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父亲亨利·戴高乐拥有文学、科学和法律3个博士学位。这位博学的父亲在巴黎的一所教会中学教授法国历史和数学，他经常给戴高乐讲法国历史故事，宣传爱国主义精神，家庭餐桌上的话题也总是国家大事，包括其母亲在内，全家人总爱讨论国家大事，特别是普法战争后法国人所蒙受的屈辱。这种法国历史文化教育使戴高乐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为法兰西民族洗刷耻辱的强烈愿望。
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专门谈到家庭教育在其幼年成长过程中的作用。他说：“我父亲是一个有见解有学问、尊重传统的人，对于法国的尊严充满感情，他让我了解法国的历史。我的母亲对于祖国有坚定不移的热爱，这和她的宗教虔诚不相上下。我的三个兄弟、一个妹妹和我自己对于祖国所感到的深刻的骄傲，成了我们的第二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