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祝良 行走在高山峡谷(讲述·一辈子一件事)

2020-11-18 05:59:35 作者: 杨祝良 行走

杨祝良在野外拍摄蘑菇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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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祝良学习期间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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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杨祝良:1963年生于云南省曲靖市,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研究员、东亚植物多样性与生物地理学重点实验室主任,专注真菌研究30余年,已发现4个新亚科、21个新属、260余个新种。他为大型真菌绘制族谱,通过编纂书籍、制作宣传挂图等方式,帮助人们提高防范能力,以降低云南野生菌中毒事件发生起数、中毒和死亡人数。

在昆明,即便进入雨季,大多数食用野生菌仍无法人工繁育,不少野生菌价格依然高企。然而,曾经很贵的羊肚菌,这两年价格却大幅下降。“你们在市面上看到的羊肚菌,应该是人工种的。多亏咱们现在人工种植技术水平高,大家才有这样的口福……”一进杨祝良的办公室,映入眼帘的全是菌类期刊专著,杨祝良侃侃而谈。

“我的工作主要是为大型真菌绘族谱、认‘亲戚’”

中国是羊肚菌科物种的世界分布中心,乍看一样的羊肚菌,从分子生物学角度看,却有30多个不同物种。从中找出既容易人工栽培、又高产稳产的物种,谈何容易?前后10多年,杨祝良团队只要出差就在全国各地采集菌株,终于筛选出十几种适合人工栽培的菌株。投放到市场,第一年便见到了效益。可转年再种,有的菌株却出现明显退化,“有的产量骤降,有的干脆不长。”杨祝良带领团队再次聚焦羊肚菌,在基因层面揭示了羊肚菌退化的原理。“现在只要检测两个基因,就能判断菌种是否退化、是否合格。”

研究大型真菌,既有很强的科研价值,又有广阔的市场前景。杨祝良说:“我的工作主要是为大型真菌绘族谱、认‘亲戚’。这就好比一个大家族里可能有10多个家庭,每个家庭里又有不同的成员。哪些能放心吃,哪些有毒,这些研究清楚了,才能进一步考虑产业发展的问题。”杨祝良说。

后来,杨祝良团队瞄准了被业内评价“很棘手”的牛肝菌科分类。他们联合国际同行,借到了国内外重要标本馆的大多数代表性研究材料,终于收集到了全球该科60余属约400种的2600余份标本样品。“借标本、分析基因组是我们非常常规的工作,虽然看似有些枯燥,但看到收集到的标本样品越来越多,我还是乐在其中。”杨祝良说。

2014年3月,杨祝良团队在国际真菌学主流期刊《真菌多样性》上发表论文,首次构建了世界牛肝菌科的分子系统发育框架。紧接着,他们对我国牛肝菌的物种多样性进行了系统研究,澄清了一大批分类混乱的菌种;其中一些研究成果被国际权威专家誉为牛肝菌研究的“里程碑式成果”。杨祝良说:“能出这样的科研成果,不是因为我们多高明,而是得益于我们国家的发展。”

“没有一流的野外工作,就没有一流的科研成果”

杨祝良的科研离不开实验室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应用,但去野外发现新的野生菌,依然是杨祝良最大的期盼。他说:“没有一流的野外工作,就没有一流的科研成果。”

1998年夏,杨祝良第一次去青藏高原科考。生于云贵高原的杨祝良没想到,自己竟然在海拔3000多米处产生了高原反应。心跳每分钟120次,躺在床上像跑步,“跑”了一晚,第二天连走路都吃力……科考队长劝杨祝良回去,杨祝良想都没想便拒绝了。他说:“要是不坚持住,以后永远也不能站上世界屋脊,这会成为我科研生涯中的一个短板。”

一周后,杨祝良身体逐渐适应,甚至比最初照顾他的同伴走得还快、爬得还高。他说:“那会儿就想把耽误的时间补回来,抓紧机会考察。”也是在那次科考中,杨祝良意外地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草甸发现了野生菌。“一般认为野生菌应该长在植被茂密的林下,可为何出现在植被稀疏的草甸中呢?这本身就是很好的科研题目……”杨祝良说,现在,自己的学生到了野外,车一停就会全都钻进大山。野外采集虽然辛苦,却能够给科研人员带来重要的启发。

杨祝良对于科研始终全身心投入。他曾大年三十没有离开研究所,也曾坚持每周六天半时间“泡”在实验室里。在国外读博期间,他还花了两年时间,到野外森林中寻找不能人工栽培的鹅膏菌幼龄个体供研究之用,最终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新观点,后来还被外国同行收入到研究著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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