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沈苇长期在新疆生活、工作，2018年，他重回自己的出生地浙江，担任浙江传媒学院的教授。他说，去新疆是因为觉得自己身上的水分太多了，需要到新疆沙漠蒸发掉一些。“30年之后再回到江南，我在老家运河边的村庄盖了一个房子，又感觉身体需要水了。在新疆，我是以一种江南人的眼光看西域；在浙江，我是以一种新疆人的眼光重新发现江南。我是两种文化的受益者、混血者。”
这次来泸州参加国际诗酒文化大会第四届中国酒城·泸州老窖文化艺术周，沈苇带来了一本自己最新出版的诗集《异乡人》。这是他时间跨度最长（1990—2019）的一部诗集。谈到诗集名“异乡人”，沈苇说，30年新疆生活后，回到了故乡，内心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情绪：“这是游子归来吗？落叶归根吗？却更像是异乡人的又一次漂泊。他乡的异乡人，还是故乡的异乡客？大地的异乡人，还是星际的异乡客？”他说：“在江南、西域的不断切换中，我曾视自己是一位‘地域分裂症’患者。乐观的时候，或许是拥有‘两个故乡’的人，但仔细一想，我离开的西域已不是我的西域，我回来的江南也不是30年前的江南了。只有这些年走过的路，是我独一的、悲欣交集的路。”
或许，这就是沈苇将诗集定名为“异乡人”的原因。沈苇表示，虽然离开了新疆，但在那里还有自己的居所，在教学课堂上，在自己的诗歌写作中，新疆的种种人与事，依然不断闪现。新疆文化已经注入自己的血脉之中。
这次国际诗酒文化大会的主题是“让诗酒温暖每个人”。沈苇说，诗酒是同源的，不可分割的。酒是粮食的精华、天地之精气，酒是珍贵的，西北人在给你敬酒的时候，他是不喝的，舍不得喝，留给尊贵的客人喝。酒代表了原始的生命力，诗歌也需要原始的生命力，当然也需要后天的文化和训练。“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酒是人们摆脱沮丧、忧伤、烦闷等负面情绪的凭借物，类似的说法还有“与尔同消万古愁”、“以酒为马，直上苍穹”等等。从狄俄尼索斯到巴克斯，西方有酒神精神，代表一种狂欢精神，希腊同时有日神精神（阿波罗精神），代表一种理性，两者之间达到平衡。
东方是一种含蓄的文化，喜欢喝的是“奔放”的白酒；西方是一种奔放的文化，喜欢的却是“含蓄”的葡萄酒。这是一种有趣的对比。回到我们国内，我在新疆和浙江都待过，两个地方的酒文化是非常不一样的。新疆人喝酒，非常有仪式感。请客的人要站起来，致一场开幕辞，说明今天为什么请客，把所有来的朋友都仔仔细细地很隆重地介绍一遍。到了浙江，一桌人一坐下来，“哐哐哐”就开始喝酒了，喝了半天，谁也不知道谁是谁，互相敬来敬去，好像很熟悉，实际上却都不知道彼此姓名。在新疆，最后一滴酒要倒给在座的长者或者女士，叫做“幸福酒”。还要请一个德高望重的人总结一下，说说今天这酒喝得怎么样。在浙江，最后一滴酒要倒给一个最大的老板或者官员，叫做“发财酒”。幸福自然比发财重要。这是南北文化、东西部文化的差异吧。
国际诗酒文化大会期间，举办了“‘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世界诗歌译介与国际传播”论坛。沈苇作了题为《世界文学的“多点中心”和“美美与共”》的发言。他认为，“多点中心”特征正在改写中国诗歌的地理版图，修正传统的“中心-边缘论”。一方面，非中心地带的诗人包括少数民族诗人，正在日益显现写作的活力和光芒；另一方面，诗歌话语的“垂直型”结构正被一种“扁平化”特征替换，互联网、自媒体、融媒体等加速了这种“扁平化”趋向。由此推演开来，今天的世界文学也同样进入了一个“多点中心”时代。拉美的“爆炸文学”，“另一个欧洲”的东欧文学，以及更“边缘”的中西亚文学的兴起，改写了以欧美为中心的文学地理版图，形成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文学的“多点中心”。
沈苇表示，我们今天的写作，既不是地方性的，也不是世界性的，而是处在两者的“混沌”“纠缠”状态中，历史、现实与虚拟世界的混溶也是一种“混沌”。而翻译，就是照进这种“混沌”的一缕光、一道光。“一带一路”倡导开放、合作、包容，在文化层面上要做到的是对话与交流，而不是自我封 锁、闭目塞听。诗歌，正可以成为当代对话与交流的“使者”，它越过语言的边界，可以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