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上有个段子，说三国人物穿越到现代，
都得这样自我介绍：
“我是包头（九原）的吕布。”
“我是石家庄（常山）的赵云。”
“我是保定（幽州）的张飞。”
“我是临沂（琅琊）的诸葛亮。”
城市改名，向来是吐槽的比称赞多。但城市改名后的命运，却不是一句简单的吐槽就能下定论的事儿。
中国文化素来讲究“正名”，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仿佛一个好名字是自带魔力的，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这不，1994年，湖南省大庸市凭借辖区内的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举世罕见的石英砂岩峰林自然风光，更名为张家界市，大打旅游招牌，建机场 、通火车，赚了个盆满钵满。
眼看张家界市一改成名，很多城市也坐不住了，纷纷酝酿着改名，希望通过改名来改变城市的命运。就这样，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城市更名热被掀起，20多年来从未冷却。
但城市“改名”，就真的能改命吗？这其中，大有考究。
城市为什么要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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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600多个城市，每个城市的建城时间不尽相同，但城市命名的讲究，却有规律可循。
一个地名，乍看小巧，却内涵丰富——或揭示某地位置和范围，或指代地理环境、历史进程，或彰显乡土风情。特殊情况下，还依据古代帝名年号，像景德镇、秦皇岛。
一般来说，城市一旦命名，就会保持相对的稳定性，不会轻易更改。除非，当政者搞事情。
蓟、渔阳、北平、涿郡、范阳、幽州、南京、燕京、大都、京师，这些全都是首都北京的曾用名。
在古代，城市改名易称，主要出于君主的个人喜好、朝代变革等政治因素。大多数也都是因为汉字的避讳，避皇帝名人的讳，也避恶人的名。认真起来，连形似字和同音字也要一律改掉。
据《隋书•地理志》记载，为了避讳隋炀帝杨广的“广”字，几十个地名被更改，其中广饶县改东海、广安县改延安、广都县改双流、广化县改河池。
但因杨广暴政，不得民心。这波被易名的城市，大多数在之后恢复了原称，只有少数沿用着新名字。
建国以后，政府曾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地名清理工作，凡是不雅、不健康、不积极向上的地名，都被整顿和更改。一些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色彩的地名，被改为具有革命意义的名称。
改革开放后，城市改名，避讳的少了，但冲着经济效益，也改出了个层出不穷。
80年代，都江堰市、武夷山市、黄山市相继改名；90年代，湖南省大庸改名张家界，四川省南坪县改为九寨沟县。
进入21世纪，云南省中甸县改为香格里拉县，云南思茅改为普洱市，湖北襄樊改回襄阳，云南潞西市改成芒市。
而近10年来，改名成功的城市明显少了，但这并非意味着，城市都打消了“改名换命”的念头。相反，眼巴巴排着队的城市，数量依然不少。
总的来说，当下城市改名有三大法宝：啃老、吃山、傍大款。
“啃老”打的是历史牌，挖掘城市地名的历史文化价值。中华上下五千年，越出名的历史，“啃老一族”越不放过。
光是一个“赤壁之战”的归属地，就有多达7个地方跳出来，抢着说自己就是历史上的“赤壁”。最终，湖北省蒲圻市脱颖而出，抱得“小乔”归，成功更名为赤壁市。
但令人想不到的是，历史上一些带有负面含义的地名，也成为了城市之间争夺的对象，比如被用来形容成无知、自大的“夜郎国”。新晁、赫章和水城，都争着想改名为“夜郎市”。
大概是熟知当今社会粉丝营销的套路，anti-fans也是fans，分分钟有机会黑转粉。不过这场名字争夺战，胜负尚未见分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