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稍微大一点的项目，必然涉及能耗问题。像宁煤一家企业就占了全区很大一部分指标。根据实际情况，可否考虑适当调整？比如，同样用煤，煤炭作为原料和燃料是两个不同路径，能耗指标可否区分计算？所在地区大力发展新能源，能不能进行一些指标抵扣？”宁夏回族自治区发改委人士称。
“综合考虑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地区贡献等因素，化石能源聚集地的诉求有一定道理，但实际操作并非易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说，“哪些地区可以调整、如何调整，必须经过严格测算。但调整能耗指标实属不得已而为之，更重要的是如何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上述业内人士进一步表示，在“双控”中，能耗强度是约束性指标，总量控制是预期性指标，前者必须完成，后者尽量做到。“实际上，二者相辅相成，平时的考核督察同时对强度、总量评价打分。一味停留在传统高耗能项目上做文章，不仅总量难以控制，对强度降低也没有好处。部分能源大省的共性问题，正是产业、能源结构不合理，而能耗控制的目的在于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如果为完成任务而调整目标，既无必要也无道理；但对于部分能耗强度达标而发展较快的地区，可考虑弹性控制总量。”
结合实际，多位业内人士强调，降低能耗强度、控制能耗总量，有利于缓解我国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耗增长的依赖程度。因此，能耗“双控”力度不可减轻。
“一个能源体系的好坏，首先就是看能效。近年来，我们将能耗强度、总量控制指标列入考核范围，近10年能源弹性系数逐步下降，意味着能耗强度持续降低，进步有目共睹。但同时，我国单位GDP能耗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这样的发展方式不可持续，也给能源转型增加了困难。若能把1.5进一步降到1.0，每年至少可减少十几亿吨标准煤消耗。”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指出，节能提效是我国能源战略之首，是绿色低碳的第一能源；即便是在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下，节能提效也是减排主力。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中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和消费需求长期呈逆向分布格局，形成了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北煤南运的能源格局和流向，保障能源安全的底线不可动摇。但新时期，能源革命安全新战略也要求，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科学规划能源资源开发布局。“前期，部分能源大省上马了一些技术经济性不好的高耗能项目，为可持续发展埋下隐患。在绿色低碳发展方向之下，这部分首当其冲应该减掉，淘汰不合理的传统高能耗产业，才能为优化布局、降低能耗腾出空间。”
刘中民认为，能耗“双控”不是说不要化石能源项目，而要以新理念、新方式予以发展。“尤其在力争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新目标下，既要稳住化石能源的保底作用，也要带动可再生能源大力发展。化石能源富集区要统一算账，打破各能源种类相互独立分割的局面，通过多能互补让各种能源发挥特长、形成合力。适当增加能源消费总量，促进发展经济的同时降低能耗强度。”
李佐军提醒，凡是见效相对较快的措施，大部分地区已经实施完毕。越到后期，“双控”难度越大，越需要深层次、综合性的措施。“能耗‘双控’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技术进步、结构优化、管理改革等方面持续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