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开庭仅持续了两个小时，就走完了一审的所有开庭流程。朱爱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恐怕开庭前，邯郸中院对案件认定已有共识。
求生还是求死？
王书金曾向朱爱民感慨，自己是在邯郸市磁县看守所被羁押时间最久的人。与他同监舍的，有的在判决下来后去了监狱服刑，有的被核准死刑已经执行了。
2005年，王书金落网后，朱爱民第一次见他就意识到，这是一个木木的人。脸上看不出喜怒哀乐，更不会主动找话题聊天，往外蹦的最多的字眼是“嗯”“是”。朱爱民问他对自己最终结果的预判，他倒是脱口而出三个字：“死定了。”然而，案件之后的走向，又让朱爱民感慨，也只有这样木木的人，才能熬过后面这些年。
从2005年至今，王书金的生命又延续了15年。2007年一审判决，因聂案未被认定，王书金上诉。本应在三个月内审结的二审，拖延了六年。那些年里，作为辩护律师，朱爱民不知王书金被羁押在何处，更不知他被刑讯逼供过，对方要求王书金改变口供，不准再供认聂案系他所为。
2013年，二审再次开庭前几天，朱爱民终于在磁县看守所见到了久别的王书金。可能因为不再逃亡，又一股脑交代了自己的所有罪行，进了看守所的王书金变白了，也胖了，还学会了说普通话。
虽然早已对死刑有预期，但当河北高院二审裁定其死刑，王书金在判决书上签字时，朱爱民发现，王书金的手抖得很厉害。之后就是等待死刑复核了。自2007年1月1日起，死刑案件的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法行使。王书金的生死，掌握在了最高法。朱爱民说，这时候的王书金，脑袋上悬了一把利刃，不知什么时候会落下。“这种日子不是正常人能过的，惶惶不可终日。”
等待中的王书金，情绪起伏确实很大。据媒体报道，有时候，大家在看守所里看电视，王书金会突然起身，啪地一声关掉电视：我要死了，我心情不好，你们别看了。朱爱民以及当时的另一位代理律师彭思源，都曾接到过看守所所长电话，让他们去看看王书金，做他的思想工作。
2015年春节前，王书金跟朱爱民说，这恐怕是自己过的最后一个春节了。那时，每次去看守所会见王书金，朱爱民都会有一种莫名的不安。最高法的死刑复核裁定书不向律师送达，因此，他最怕在看守所门口登记时被拒绝，这意味着王书金已经裁定执行了死刑，会见不再必要。
谁都没有想到，王书金在死刑复核程序中等待了七年。法律对死刑复核期限未作规定，但通常来说，都在几个月内。
一切都是因为聂树斌案。在王书金等待死刑复核的那些年里，2014年12月12日，最高法指令山东高院对聂树斌案进行复查，开中国异地复查的先河。2016年6月8日，山东高院宣布复查结果，认定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强奸妇女罪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建议最高法重审聂案。六个月后的2016年12月2日，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再审宣判，改判聂树斌无罪。
有人说，王书金始终供述聂案系自己所为，是为了多活几年。毕竟，聂案一日不平反，王书金就一日不能死。朱爱民也拿这个问题问过王书金，多活一天是多赚一天吗？王书金依然没有什么表情，“这不是啥好事，多一天也是遭罪”。他不止一次说，赶紧结束吧。
无法终结的口供争议
有不少声音认为，法院始终不认定王书金是康某某案真凶，是法治进步的体现，因为不能仅靠被告人供述来定案。但一些法学专家的观点显示，回避康某某案，与其说是法治的进步，不如说是法律的无奈。
王书金案曾经的代理律师彭思源指出，王书金所供勒死受害人的作案手段，与尸检报告中被害人窒息死亡的结论一致；其所供受害人体貌、被害时衣服鞋子颜色款式、现场钥匙与埋藏衣物地点、受害人自行车等细节，与现场勘查笔录和证人证言一致。
不过，当年河北高院在二审中不认可系他所为提出了四个原因：一、被害人尸体颈部缠绕了一件花衬衣，王书金自始至终未供述出这一关键、隐蔽性细节；二、王书金供述的杀人手段中包括双脚踩跺被害人胸部，并听到“咯嘣咯嘣”、被害人肋骨骨折的声音，这与被害人尸检报告记载情节不符；三、王书金供述在案发当日中午一两点实施犯罪，而被害人两名同事表示下午5点下班后还曾见过被害人；四、王书金表述被害人身高与自己差不多，而王书金身高1.72米，被害人尸长1.52米，存在明显差异。此次邯郸中院重审王书金案，不认定聂案系他所为，再次沿用了这几个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