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陈永生也指出，这一问题见仁见智，相对主观。该证据是否判断为隐秘性证据，此案是否认定为王书金所为，从证据法上说，处在法官自由心证的权限范围之内。
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副教授褚福民就曾指出，本案中既存在能够印证王书金供述真实性的证据，也存在能够有力质疑该供述真实性的证据，由于证据之间的矛盾不能被合理排除，因此被告人口供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
现实的考量
王书金从未问过朱爱民，这一轮法律程序下来，自己还有多少日子可以活。朱爱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次重审的全部流程走完，大约需要一到两年。
不过，几名受访者对于康某某案最终是否能认定为王书金所为，都不太抱期待。一位长期关注、研究此案的学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王书金案接下来的走向，可能更多是来自现实的考量：聂案平反是疑罪从无，如果该案被认定为王书金所为，当初聂案应作为冤案平反，且将面临当年办案人员的追责问题。
陈永生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冤案改判涉及追责问题。但现实情况是，如果追责过于严厉，最高法会面临巨大压力，还会加剧未来纠正错案的难度。在他看来，中国的多数平反案件都需要在改判无罪和不追责之间找寻一个平衡点，因而用疑罪从无来处理。当年，山东高院异地复查、最高法二巡提审聂案，必然已经穷尽了所有的手段。在经过充分的考虑之后，聂案按照疑罪从无来处理，除非在证据方面出现重大变化，否则不会改变这一判决，该案最终认定系王书金所为的概率很小。
在长达15年的法律纷争中，一案两凶的受害人康某某反而被遗忘了。
康某某的父亲虽然知道天上掉下个王书金，但他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认定，“只要法院不翻案，这事就是聂树斌做的。”如今，聂案平反、王案重审，如果该案如同朱爱民所言，从“一案两凶”变成“一案无凶”，康家恐怕再也得不到应得的正义。
陈永生说，刑事案件破案率低，是全世界都面临的问题。据他所知，全球多数国家的刑事案件破案率不超过50％，被害人的权利确实得不到保障。而且，因大量刑事案件被告人没有赔偿能力或赔偿能力不足，或有的刑事案件发生后难以查获犯罪嫌疑人，或因证据原因无法认定责任者，导致被害人及其亲属难以得到有效的赔偿，甚至生活十分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