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即使筹到了粮款，资源在行业内的分配也很难均衡。何雯告诉本刊记者，小动物协会获得大量捐款与其他个人救助站的艰难维系对比明显，有的救助站提出要求，协会应该把没有使用完的捐款分给其他救助站，但协会没有同意。“不患寡而患不均。做同一件事，境遇完全不同。后来有人到民政局举报协会的资金使用不明，协会当时又拿不出明晰的账目。”何雯说，2009年，重庆小动物保护协会被注销了资质，重庆再也没有官方登记注册的救助站。
熊文杰也知道，“行业里盘根错节，关系复杂又比较微妙”。动保联盟事先统计了对接的每个救助基地流浪狗的数量，算出每月大致的食物消耗量，再把每个月筹集来的有限资源分配到各个基地，“尽量都照顾到”。他开玩笑地说，如果自己私人要给某个救助站捐款，还要“偷偷摸摸，嘱咐对方不要让其他救助站知道”。
何处是归宿
11月13日，我第二次到达文军红的救助站。聊天中，工人把文军红唤进厨房，给一只刚救回的流浪狗喂食。过了许久，文军红才从厨房里出来，左手拿着大瓶碘伏，右手不断地淌血。她从笼子里拿出狗盆时，流浪狗误以为食物被夺走，咬伤了她。她的右手虎口和食指上有两个很深的伤口，中指和小指上是两道咬痕，皮肉已经翻出。文军红显然很有处理经验，在水龙头下冲洗了好久，再用碘伏擦一遍，“被狗咬了就要多流血，把病毒排出来，不然会肿起来”。咬人的狗还没来得及打狂犬疫苗，她需要到城里的三家医院分别打破伤风疫苗、狂犬疫苗和狂犬球蛋白。
每救回一只狗，文军红都要带到医院打疫苗、洗澡推毛。许多流浪狗还有严重的皮肤病，除去身上凌乱的毛发和跳蚤、虱子后，才能看到皮肤上的疮口和脓包。每年4月中旬，是流浪狗们一年一度洗澡的日子，文军红请来美容院的师傅，帮自己一起给狗狗们洗澡、剃毛。
阳光和自由，是救助站里流浪狗的奢侈品。难得遇上重庆放晴，文军红把大门关紧，让狗狗们到院子里撒欢玩耍。不到100平方米的院子无法同时容纳1300只狗，只能轮流把狗放出来，但直到太阳落山还是难保每一只狗都出笼溜达过。她觉得，救助站还是太小了，如果能把周围的几亩地开辟出来，就能宽松得多。
不过，文军红的场地在白金容看来已经“十分宽敞”。白金容一个人照顾救助站里的300多只狗。房门打开时，屋里浓重的异味瞬间冲出房间，即使我们戴着口罩也难以抵挡。和熊文杰的描述一样，白金容的救助站是两层的土砖房，本就狭小逼仄的屋子全被狗笼占满，属于人的物品只有一把椅子和一个煤气灶，她只能在房间过道里摆一把老旧的椅子，每晚坐在椅子上睡觉。后院的狗栏完全接收不到阳光，白金容拉动老式灯绳，依靠灯泡昏黄的灯光，我才勉强看清，每个狗栏里挤着二三十只狗。这里的狗精神状态不如文军红救助站的，也更暴躁，甚至从笼子里伸出嘴撕扯着路过者的衣服，把衣服口袋都咬烂了。
显然，这样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已经很难维系300只流浪狗的生活。白金容的救助站是动保联盟的重点救助对象，但熊文杰也说不清楚，苦苦支撑救助站对于白金容和这些流浪狗而言，是好是坏。“让狗狗住在救助站里，是对的吗？但不把它们关在救助站里，城市里的流浪狗能去哪儿？谁能保证它们不伤人、不传播疾病？”
许多救助者认为，流浪动物是伴随城市发展而来的越来越明显的一个问题，希望政府能拨款救助流浪狗。在国内，只有青岛市有所行动。2014年，青岛市犬只收养服务基地启用，政府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通过招标，委托社会有相关管理经验的公司进行运营管理。不过，这一模式并没有被其他城市复制。何雯记得，自己在5年前就曾与其他志愿者联合向重庆市政府和民政局提过建议，得到的回复并不乐观，但也说服了她：“政府的拨款是所有纳税人的钱，凭什么要求所有市民为少数人的弃狗行为买单？这样会不会让弃狗变得更随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