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奶狗无法吃米饭，文军红就泡羊奶喂它
举步维艰
救助站的最大花销是狗的伙食费。即使每天只吃一顿饭，1300只狗仍需要吃掉500斤大米、5袋鸭肝、2锅肉末和若干蔬菜。救助站里只有两个房间用来住人，其中一个房间除了摆放单人床和狗笼，墙角还堆着6摞大米。断粮，是文军红常常忧愁的事情，“夜里梦到狗狗们没有饭吃，自己一下子就惊醒了”。
救助站运转20多年，全由文军红一人负担所有费用。不到100只狗时，她只靠3000多元的退休金就能维系。狗的数量不断增加，场地扩大，救助站也需要人手，文军红花光退休前攒下的积蓄，又卖掉重庆城区的老房子。她掰着手指算了一笔账，每月水电费1万元、伙食费5万元、工人工资1.5万元，每年房租4万元、给狗狗打疫苗3万元、洗澡推毛2万元……她没有把那个庞大的总额计算出来。如今，每个月的进账杯水车薪，只有退休金和女儿打给她的5000元生活费，以及爱心人士不固定的捐款。春节之前，她还要还清拖欠工人们10个月的工资及医院里赊欠的医疗费。
几乎所有的救助站都面临资金困境。扎根于重庆的动保联盟是一个致力于流浪动物救助的组织，连接个人救助站与爱心企业，将筹集来的捐助物资分配给救助站。运行5年来，川渝地区有超过100家救助站在动保联盟平台注册认证。负责人熊文杰告诉本刊记者，在动保联盟认证的救助基地规模需要在200只以上，大部分集中在400到700只，文军红救助站的规模是少有的庞大。
“虽然叫救助基地，其实背后都是个体在维持，卖房、举债都是常态。”在熊文杰的统计里，95%的基地“非常非常困难，在缺粮的边缘挣扎”。每个月，他会和平台成员轮流给救助站运送物资。“今年给文阿姨的基地捐过米，都是2万斤规模地运，还有一些狗粮，但是仍然差得很远。”
即使负债累累，文军红的救助站与他人相比，仍属于条件较好的。熊文杰印象最深的是在重庆南山区的婆婆白金容，她已经72岁，一个人租住在南山区农村的一处危房里。为了照顾300多只流浪狗，白金容已经卖掉了自己原有的房子，每天还要外出捡矿泉水瓶卖废品。
熊文杰心里清楚，靠救助者个人“倾家荡产”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动保联盟搭建了一个网站，其中有募捐板块，救助基地负责人在网站上实名认证、上传信息后，可以自主发布求助内容。
然而，这对于文军红和许多救助者而言，依然太难了。文军红很少打开微信，不知道如何在微信里搜索联系人和转发图片，而白金容甚至连微信号都没有。熊文杰告诉我，大部分救助站的负责人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能熟练使用微信的已是少数，更谈不上在平台上提交资料、写求助文案，“他们不会，也没有时间，必须有年轻的爱狗人士长期帮助运营”。
但是，团队运营又涉及更复杂的管理问题。“谁来管理资金？谁来做账？狗狗是捐助的对象，谁来监督资金都用在了流浪狗身上？”熊文杰曾接触过成都的一家收养了700只流浪狗的基地，基地有专门负责运营、募捐的爱狗人士。在一次大额募捐后，运营者卷走了所有募捐款，销声匿迹。与上百个基地对接后，熊文杰依然没有更好的办法。“你会发现，这中间有一个解不开的矛盾。在这个行业里，年轻人很难长期坚持，真正虔诚救狗的人大多年过半百，他们的个人力量无法支撑救助站的发展，也没有能力和精力去募捐和管理资金。”
几位救助者和志愿者都提到，重庆小动物保护协会是重庆市少数能够良性运作的救助站。协会成立于2005年，最初也是个人救助站形式，成立不久后在民政局、农业局登记，成为唯一一家官方注册的机构。何雯曾以志愿者的身份在重庆小动物保护协会服务了近5年，负责活动宣传。“协会成立时间早，起的名字也响亮，很快积累了一批原始粉丝。”在重庆小动物保护协会内部，有救助、领养、宣传等比较明确的分工，何雯的日常工作是运营豆瓣、微博、博客平台，拍摄救助活动的照片，对接企业的捐赠需求。有了政府备案和高曝光度，协会每个月收到的捐款已能支撑日常运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