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者何雯也会往文军红的救助站里送狗。她参与救助流浪狗已经有13年，总结出能够快速救到大批流浪狗的两个地方：狗贩子的大货车，还有正在拆迁的老旧小区和村庄。
文军红的手上有许多被狗咬伤后留下的咬痕
在重庆，高低起伏的土地上很难开辟出新的建筑用地，拆迁成为扩张商圈和城市规划的重要手段。“许多人家拆迁时不愿意带走旧东西。新小区养狗不方便，容易被投诉，物业也不愿意，他们就把狗留下了。”去年，何雯和志愿者们在城区的电测村小苑救出一批流浪狗。电测村小苑紧临重庆的观音桥商圈，拆迁时人去楼空。十几只曾经的宠物狗仍在楼里守着，其中不乏大型犬。附近的居民多次向城管和派出所投诉，何雯和其他志愿者担心狗贩子把狗掳走，联系了几个救助站接走狗狗们，文军红也接回5只中华田园犬。
搬到歌乐山不到两年时间，文军红收养的流浪狗已经从900只快速增加到1300多只。这也是重庆主城区老旧小区拆迁和棚改速度加快的时期，2001至2013年的13年间，重庆改造各类棚户区近2400万平方米，而从2018至2020年的3年间，计划完成棚改1400万平方米，超过之前13年总面积的一半。
如今，文军红救助站里的狗狗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但她总舍不得把狗送走。对于领养，她有严格规定：知根知底的熟人、稳定收入、固定居所、有爱心耐心、接受定期回访……这几乎是所有救助站对领养者的要求。一位曾经从救助站成功领养过猫的市民李晓阳告诉我，自己“太想要一只猫了”，虽然能理解对方的资格审查要求，但详细的审查和定期上门回访还是让她“有些恼火”，“容易消磨人的热情，有隐私顾虑，而且占用的时间很多”。熊文杰也替文军红着急：“只进不出不是个办法。文明养犬当然是解决问题的根源，但那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
今年冬天又是救助站一道难跨的坎。重庆多雨湿冷，文军红用褥子和棉被罩在狗笼上，或是用薄木板钉住其中的一面。她怕狗受凉，每进到一个房间，都要把狗笼上的棉被扯平盖好。救助站物资告急，大米还有110袋44斤装的，大概能坚持10天。卖房的钱已经花光，即使不考虑拖欠的工资和医疗费，每月的微薄进账连水电费都难以支付。“电费拖欠不得，没有电烤扇取暖，许多小狗就会感冒发烧，已经没有钱给它们看医生了。”
在医院里，文军红拒绝花50元冲洗伤口，反复向医生说明自己已经用碘伏消毒了。医生嘱咐文军红，半年内记得打三针破伤风疫苗，缴费500元。她拿着缴费单出门后，又折返回诊室向医生确认：“是三针500元还是每针500元？”得知是三针的价格后，她有点不好意思地朝我笑笑，说：“我以为每针500元，那就不打了，1000多块钱够所有的毛孩子吃一天饱饭了。”（文中江涛为化名）
文军红救回的流浪狗有不少曾是主人的宠儿，她能快速分辨出来，它们一般是品种犬或是杂交犬，体型小，以白色、咖啡色为主。中国的宠物主数量增长迅速，2018年养宠用户数量是7355万人，到了2019年已经上升到9915万人，同比增长34.8%。城镇里的宠物犬数量达到5503万只，“人狗比”达到15∶1。而伴随而来的，是流浪宠物狗的增加。
“很多年轻人觉得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抱着狗逛街，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当他们换一个城市打工，或者只是新房东不让养狗，就随便把狗丢了。”仅仅半个月，她就接到了3只宠物狗，其中一只小泰迪是从一对情侣的出租屋里接回的，两人准备离开重庆回老家工作，“他们说，如果我不要狗，就只能把狗扔掉了”。文军红知道自己被“道德绑架”了，但无可奈何。另外2只不到一岁的小狗仍在住院，是两个年轻姑娘打电话给文军红，声称捡到了受伤的流浪狗。文军红把两只小狗送到宠物医院检查，发现狗感染了犬细小病毒，需要医疗费1万元。她后来才知道，2只小狗其实是小姑娘的宠物。“她们俩刚毕业，在餐厅当服务员，不想出这笔钱给狗治病，又不敢跟我说实话。”
1万元的医疗费对文军红而言，也是不小的负担。今年以来，她还欠着相熟的宠物医院好几万元的医疗费，“院长是个好人，不催我，但欠钱总不能过了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