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情绪激动，每次王刚靠近，他都会将自己的双手松开护栏，逼王刚后退。王刚知道不能强来，于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和他闲聊，看到小伙被晒得体力不支，就上前递水，小伙抗拒地将水丢开。拄着拐杖的王刚采取了示弱的方式：“你看我的腿都这样了，也不可能强行拉你，我只想和你聊聊天。”
见王刚没有“威胁”，小伙终于没有再抗拒，慢慢地，王刚引导他说出了轻生的原因。1个多小时后，小伙摘下了口罩，王刚明白，这是他情绪缓和的标志。小伙突然关切地问了一句：“你站了这么久，到底累不累？”王刚知道，他已经完全取得了信任，就递上了一瓶饮料，帮助小伙缓和情绪。在抱着小伙回到桥面的过程中，已经拄拐杖站了3个多小时的他，因为体力不支摔倒在了桥面上。
而劝说的同时，还要做好营救预案。有一回，一名男青年站在五缘湾大桥外准备跳海，他因为女朋友家人不同意婚事而一时想不开。王刚说：“如果你现在跳下去，那你女朋友100%是别人的；如果不跳，那你还有50%的机会把她追回来。”
青年似乎被王刚的话说动了，可就在那时，女朋友的家人赶了过来，青年因为情绪激动一跃而下。所幸王刚已提前让队员在桥下做好救援准备，男青年很快就被救出水面。后来，男青年成功追回了女友。结婚当天，小两口更特地邀请了王刚，给他敬了满满的一杯喜酒。
“对自己和求助者都要负责”
王刚说，救下每个轻生者所采用的方式都不同。“不要轻易满足他的要求，不要贸然让他见任何人，尽可能了解他轻生的原因。我记得有一个少年自杀前说想见见父亲，有人就把他父亲请来，结果我们还没赶到，少年见父亲后就转头自杀了。他们的情绪都在临界点上，一点点外界的刺激，都是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救下了很多生命，王刚并没有因此而快乐，恰恰相反，每次救援对他的心理其实都是伤害，“你必须理解他们的痛苦，感同身受，才能劝说他们放弃自杀。而当我们晚到了错过救援时，那种打击更加沉重。”
很多个夜晚，王刚都被这些黑暗无情地反噬着。他情绪时而低落、忧郁，时而又会狂躁。夜晚是他最奔波的时刻，“大多数人选择轻生的时间都是晚上，因为晚上人的情绪最容易波动。”
王刚说，时至今日，内地长期进行心理危机干预的人仍屈指可数，原因是劝人放弃自杀既不赚钱，还要背负很大的责任；另外是人才稀缺，“要考这张证容易，但真正运用到实践中就不一样了。有的人拿到证，但第一次劝说就失败了，会有情绪阴影。”
厦门曙光救援队是一支民间公益力量，队员中有党员干部、企业老总、建筑工人和外卖小哥等等，平时大家在各行各业干自己的本职工作，业余训练技能、学习专业知识，而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罹难者带回”是救援队的工作之一，每一次执行任务对队员都是一次心理冲击，情况严重的就会出现PTSD。王刚打开救援队的群通讯录，向记者介绍了全队的人员组成：正式队员137人，预备队员976人，按专业技能分成多个小组。而由五名心理咨询师组成的团队却并不在这个通讯录上。“熟人之间不能做心理咨询，由我单线联系，当某位队员出现PTSD时，我就会联系咨询师向其提供帮助。”王刚解释。也正因为如此，王刚成了全队唯一一名没有心理咨询师支撑的队员。
对队员而言，一旦有队友在执行任务时出现意外，那种心理冲击是最大的。王刚坦言，他们不鼓励“舍己为人”，强调在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下帮助他人，也正因为如此，预备队员要“转正”并不容易。“要接受足量的培训和考试，攒够学分才能转正。没有人可以搞特殊，每一次培训考试都在手机软件上有明确记录。让本领和经验都过硬的人参与救援，既是对我们自身负责，也是对求助者负责。”王刚说。
“最想拯救的是我的妻子”
常年生活不规律，心理压力巨大，去年起，心率过快等问题开始折磨王刚，这让他妻子红豆很担心。然而不久后，红豆自己开始咳嗽气喘，刚开始以为是感冒，后来一查竟是卵巢癌。王刚带着妻子赴上海、广州求医，做手术、化疗，接着回到厦门按医嘱继续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