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行业，超时加班这种不合法现象已经变成常态。”3月7日下午，全国政协妇联界别的小组会议上，当讨论到影响年轻人生育意愿的因素时，“工作压力大，加班多、照顾家庭时间少”成了被高频提及的缘由。
近年来，在一些企业，超时加班制度化、普遍化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人们不由得追问：如何遏制这种“畸形加班”变成常态？
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长不超过8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时的，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且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方燕表示，多数时候，在无法完成超额工作任务的情况下，不少劳动者被自愿加班，实质上也是因工作要求而加班。
不仅如此，如今，超时加班已是不少企业的“内部制度”。全国政协委员、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主任谢文敏感慨地对记者说：“有的劳动者甚至还要签订所谓‘协议’，表明自愿加班、自愿放弃加班工资。”
全国人大代表、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人事专员黄美媚认为，造成过度加班的原因很复杂。有的企业管理粗放，任务分配和时间安排不合理；有的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给员工制定了过高绩效指标；还有的企业管理者过分推崇所谓奉献，形成劳动者即使“无班可加”也不敢到点下班的扭曲氛围。
“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我国缺少一部专门的工资立法也有关系。”全国政协委员、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袁爱平介绍说，目前，我国支付工资的方式和体系较为复杂，有计件支付的，有按工作时间支付的，有基本工资叠加绩效奖金支付的，还有工作时间叠加绩效奖金支付的，“这就使得超时加班是一个不易界定的概念。”
此外，由于我国法律目前对“工作时间”的界定相对模糊，在实际中产生了大量介于工作与休息状态之间的时间，比如早会晚会时间、培训时间、待命时间等。“同样是劳动者因加班问题与用人单位发生纠纷，不同地方的判决差异会很大。”袁爱平委员说。
方燕代表则表示，劳动者往往疏于对加班记录、考勤记录等工作过程的证据搜集及留存，这也加大了维权难度。“要从源头出发，从顶层设计出发，用法律法规加强对劳动者的保护。”方燕代表呼吁，“无论是何种工作形式，都应依法限制加班时间。”
谢文敏委员也强调，一旦加班标准确立，用人单位就应遵守与劳动者之间的约定；监管部门则要据此加强执法力度，及时约谈仍有超时加班现象的企业，并进行相应处罚。“在国外许多国家，员工超时加班，企业将面临巨额罚款。”
“用人单位应该认识到，以牺牲员工身体健康来换取短期效益是得不偿失的。”作为人力资源从业人员，黄美媚代表建议，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不定期开展员工心理疏导和团队建设活动，同时也要在全社会营造健康工作的氛围，推动改变“畸形加班”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