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优势是中医不仅有中药,中医有许多非药物疗法,如导引、砭石、针、灸等等,简单易行,足以解决诸多常见病多发病,甚至急性病。而且这些非药物疗法以前几乎家家都会。我记得小时候肚子疼我爷爷给我揉揉肚子就好了。可是我到艾滋病村去考查的时候,发现现在不是那样了。十几岁的孩子如果肚子疼,不打吊针就是大夫没有给他看病。我到那个村卫生所时,就有六个人在输液。我问了问情况,没有一个人需要输液。如果人人会中医的非药物疗法就用不着输液了。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受点凉就会感冒,输进去那么多凉的液体,对人有好处吗?
中医最大的优势是治疗外感热病。所谓外感热病,按西医的说法就是病毒性传染病。1995年法国电视二台采访我时,记者询问的问题是中医只能治慢性病西医能治急性病,对不对?我说不对,中医治疗慢性病是优势,中医治疗急性病也是优势。我说中国历史上自西汉以来发生了几百次瘟疫,然而没有一次瘟疫像西班牙流感那样一次死亡几千万人。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中医。1924年昆明发生的瘟疫也是靠“一根针一把草”解决的,你可以查一查你们法国驻人数最多的一次是在崇祯年间,三年内死亡人数达100万。然而那是天灾人祸造成的。
1956年石家庄发生乙脑(注:即流行性乙型脑炎,一种病毒性传染病)大流行,死亡率达30%。周总理让请教蒲辅周老先生。蒲老说可用白虎汤治疗。果然应用以后临床效果非常好,死亡率降到10%以下。蒲老先生治疗167例乙脑患者没有一例死亡。有关人员却说这样的治疗效果不能算医疗成果。原因很简单,167例患者用了98个方子,平均每个方子用不到两个人,没有统计学意义,所治疗的患者都是个案。
我们现在看新闻上报道某某手术摘除一块大肿瘤,我想这也是个案。我们所一位同志的父亲患癌症,经外科治疗后手术非常成功,可患者几天后就不在了。中医大家谢海洲患直肠癌,好几位老中医劝他千万不要手术治疗。他自己也不同意手术治疗。可是有话语权的家人非要他手术治疗,手术后一个星期就逝世了。演员傅彪的医疗小组曾到天津中医学院找哈教授商量能否保守治疗。哈教授说行,结果人家来了两次之后还是要相信“科学”。最后傅彪花了200万做肝脏移植手术,还不到两年就走了。1957年北京和唐山地区又发生乙脑流行,医疗人员应用白虎汤治疗效果不佳,卫生部的那几个人又说:今年中医不行了吧。周总理又让他们请教蒲辅周老先生。蒲老说今年湿气重(无事闲人注:这就是根据五运六气进行的推测分析,所以最上乘的中医绝不是刻舟求剑,僵化的运用药方!),需在白虎汤方里面加一味燥湿的中药——苍术。这样又解决了问题,把死亡率从30%又降到10%以下。
后来流行性出血热,江西的万友生和江苏的周仲瑛所采用的辨证方法完全不同,但是都能解决问题。广州曾流行小儿麻疹,患儿死亡率非常高。广州中医药大学的老师带领学生下乡,用中药治疗后患儿死亡率马上减少。所以说中医治疗病毒性疾病有绝对的优势。现代医学和各国的传统医学无法与中医抗衡。
根据我们的调查,一些地区和县级中医院大约只有10%或者更少的中医大夫会开汤药处方。如果我们把这些大夫叫做能够按照中医的思维诊断的大夫,那我们能够按中医的思维诊断治疗的大夫也不过3万人,也提示,确实我们需要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不认真地对待,如果我们不振兴中医,不去复兴中华文化的话,那么用不着张功耀去说,用不着他组织签名,用不着十年,五年,我们的中医药事业就没了。
所以无论从中医数量上还是从中医质量上,我们都应该有危机感。第一,中医有诸多优势,第二,中医代表了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所以,我们不能不赶快振兴中医。1980年美国有个大西医学家写了一本书《一个叛逆者的自白》,说西医大夫是药厂的次等推销员,是穿着白衣的屠夫!
尽管这种说法看起来有点偏激,但说明美国人开始认识到西医的局限性和西药的毒副作用,认识到西医方法论的固有缺陷。无独有偶,英国人写了一本书叫《别让医生杀了你》,说明西医药不够人性化。
现在关键问题要有民族自信心,不能总是认为人家的东西好。我们的“海归”们不考虑中国的国情,生搬硬套,囫囵吞枣学习西方。我们培养的中医大夫是要给谁看病?是给咱们中国人!我们中医干嘛非要学英语?难道跟农民交流两句英语才算是看病?!可是我们现在把英语当母语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