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一入院，各项检查一个接一个，小女儿高烧不退，情况急转而下——刘航和妻子日日熬在病房外，行李都被潦草地放在了靠窗座椅的缝隙里，衣服也没顾得上换洗。初来北京，刘航夫妇对哪里都不熟悉，还是一位老家长帮着把他女儿的化验报告送到远在燕郊的实验室，才没耽误。
9月，经历了病危通知、手术和三院会诊后，刘航的小女儿被确诊为恶性淋巴瘤，开始了长达一年的化疗。
和其他家庭不同，大多数的父亲只出现在治疗前期，治疗进入正轨后，他们匆匆赶赴打工地，拼命为孩子赚取医药费。妈妈们则在北京照顾孩子。
“但我们家那口子应付不来医院里这些。”刘航摆摆手，“也是舍不得女儿，怕看不到她。”在妻子王艳萍看来，丈夫总有点“大男子主义”，什么活儿都往自己身上揽。
在生意和女儿之间，刘航没有犹豫：钱总是能再筹的。他带着变卖不掉的剩下家当，搬进了西直门附近一个合租房里。儿童医院住院部管得严，大孩子的家长不能陪护，刘航为了让女儿每天都能看到他，主动报名参加了家长委员会，负责在饭点把家长们给孩子带的饭送进去。在各个病房间穿梭送饭的时候，刘航也能看一眼孩子。久而久之，在这里，刘航成了家长里的主心骨，和各家都熟络起来。
住院部后面有一片小树林，家长们为了喘口气，会约着去抽根烟，刘航便是在这一根烟的时间里学会了怎么众筹，怎么申请低保。有家长也介绍他去做一些短工，在几年的时间里，东北来的生意人刘航开过出租，也装过箱，“遇上了什么就做什么。”
每天，儿童医院门口带着孩子看病的家长络绎不绝。实习生李雨凝摄
2017年，女儿化疗结束，刘航仍然选择留下。他从回老家的一些家长那里听说，有的家庭结束治疗后着急回去，没几天，孩子又复发了。“咱也不懂这个，但还是守在医院边儿踏实。”他总结道。
与此同时，陈雯娟带着她的“小家”计划，找到了当时的“领头”家长刘航。她说，做“小家”管理员，每天能有50元的志愿者补贴，刘航同意了。“一个是多一点补贴家用，另一个也是感恩。前期帮助咱的人那么多，孩子的病就是有了他们才没耽误，咱不能不知回报。”
刘航做过两次众筹，第一次还筹了十几万，后来那次仅有6000，还几乎都是来自认识的亲友和病友家长。
治疗到后期，刘航已经为女儿的治疗花费了80来万。化疗药不能买便宜的，即便一支900块，也要成箱成箱地买。中途刘航回过家，被拉到高中同学的聚会上，抬眼一看，“每个都借给我过钱”。
他面子上过不去，“送快递也好，送外卖也好，挣得也比回去多。哪怕是扫大街，我也不担心有人认出我来。”
比起物是人非的老家，好像儿童医院这一片构成的北京才是刘航熟悉的地方。在医院，他是老家长，能为新家长指点迷津；在“小家”，他是“刘哥”，是每个来住宿的家庭都能依靠的顶梁柱。
“活在当下”
住进“小家”的人分为两种：刚确诊的，和回来复查的。刚确诊的家庭往往以泪洗面，没聊三句，就拐回到了诸如“命运”、“老天爷”等大词上面：“你说，为什么偏偏是我家要遭遇这些？”
但对于刘航和吕燕燕一样的老家长，他们已经不再执着于这些“终极问题”。“来了就是来了，你就得受着。”刘航轻声说。
新住户第一次来到小家时，刘航总习惯性地拉着人家坐下来，聊聊孩子的病情，或者父母的难处。新来看病的家长受不了这样大的变故，坐下没说两句，眼泪就流了一脸。
“哎呀，哭啥，这里住的人都经历过这些，现在不都好好的？”安慰新家长，刘航有了经验，“你的问题在我们这儿都不是问题，没钱了我们教你凑，买药我们告诉你去哪儿买。”
吕燕燕也会笑嘻嘻地劝慰新家长：“我之前觉得天都要塌了，还想跳楼呢，这不也熬过来了。”
从孩子确诊的那天起，多数家长都已经做好了“长期抗战”的准备，一天一万的重症病房要住，一次6000块、用来筛查全身肿瘤的PET-CT也要做，除非真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没有家庭会轻易撤离儿童医院。一位孩子刚刚确诊的父亲轻描淡写：“我想好了，要么孩子康复回去，要么我抱着骨灰盒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