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婚房彩礼，某种程度上是婚前女性及女性家庭需要得到的一粒“定心丸”和补偿。 © unsplash.com
▌心理上受伤：“男性必须具有男性气概”
在父权制的影响下，社会通常预设一个“好父亲”的形象，这一形象的典型特征是在于阳刚、有竞争力、能够养家，也就是“男子气概”（masculinity）。男子气概指涉的不仅是社会大众认为男性该有的特质与理想，还强调这些特质是判定一个“成功男人”的重要指标。反之，落入贫穷阶级的男性（loser），反映的是男子气概的挫败经验。
当父权社会仍旧将男性视为异性恋关系里的主动方，以及异性恋家庭里的主要抚养者，加上社会以个人的经济生产力和消费力评估个人价值，男性的经济能力便更加成为用来评量一个男性是否符合父权社会所设下的“合格男性”标准的重要指标。在这样的要求下，展现自身财力也成为在关系中掌握主动性和控制权的关键。在这样的相互作用下，“经济能力”与“合格男性”这套逻辑自然也被应用在家庭关系中，成为评量男性是否是“理想成家对象”的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评量过程不只发生在女性身上，男性自身也经常内化这些标准，以此期许自己成为社会上可受尊敬与赞扬的男性样板。并且，男性经常在这样的评量中彼此竞争。成家结婚的男性所渴望取得的，往往不只是女性的爱慕，更是其他男性的认可甚至崇拜。
换句话说，“性别是建构的结果”，我们并非生下来即是“男人”或“女人”，而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渐“被变成”社会定义下的男人与女人，成家便是其中一个过程。对男性来说，成为男性代表要在经济上证明自己，进而在成家时展现经济能力，借此对女性证明自己是一个理想的伴侣候选人。同时，他们也借此追求、实践父权社会的性别规范，包括展演阳刚气质、建立主流社会眼中典型的亲密关系，来跻身“阿尔法男（alpha male）”——也就是在群体中拥有主导权的男性——的行列。
婚房彩礼在这样的过程中，成为一种明确且可比较的标志，让女方、双方家庭甚至社会都得以评价男性的“男性气概”，男性也在这样比较的过程中获得自我满足与他人的认可。但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经济上的沉重压力。
在过去性别角色相对僵化的时代，这样的概念得以不受挑战并被视为理所当然，但当社会开放性逐渐下降，社会经济不平等持续扩大，而女性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参与度逐渐增加，不断冲击着原来不言自明的性别规则与边界时，男性在公域的经验受到来自女性的挑战，同时也被期待在私域中做出改变，必须学着扮演所谓的“新好男人”。
传统的阳刚权威受到打击，但旧日的规范却还未完全消除。女性更借由这一契机，来寻求自我成长、保障自身权益。许多男性惊奇地发现，用以彰显男性主体优越性以及赢得男性群体认可的资源——地位、金钱、工作甚至女性——都无法如想象中那么顺利地被获得，这不仅让他们产生了阶级滑落的担忧，更使之陷入了对男性之间认可纽带断裂、自己被认为“不够男人”的恐惧中。
实际上，在父权结构下，女性的确更可能是受害比较严重的一方。但父权结构的重要特性之一是“同时压迫所有性别”，除了女性在父权结构下被轻视、歧视外，男性也被父权结构要求呈现出某种样貌（如具备男子气概、养家能力）；同时，所有性别也都有人在这个结构中受益（女性要求男性担负某些“理所当然”的义务，男性则把女性当做弱势、卑微的角色）。
▲ 父权结构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压迫所有性别，普通男性也面临无法满足“男性气概”的焦虑。 © unsplash.com
许多男性努力念书、辛勤工作，但他们并未掌握对社会结构性问题的认知和分析方法，只能在生活中看到自己的挫折与同侪的困境。在他们的生活经验中，自己的优势不断减少，但社会的要求却没有降低。而在交流倾诉方面，当女性开始诉说自己的经验时，对男性的刻板印象（男儿有苦不能言）却使得他们连“我很难过”都很难说出口。“你都已经得到这么多了，为什么还不成为那个服从、温柔又善解人意的‘好女人’？”这种焦虑为“厌女”的社会氛围添砖加瓦，最终导致了一个性别间极端对立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