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底，没有人可以从性别歧视、偏见和不公正中受益。男性并不是“性别平等”的敌人，反而和女性一样是受害者。我们需要创建一个新的性别架构、新的话语体系与新的行动纲领：在抵抗、拆解父权制的同时，提供一个新的接纳所有人的性别相处模式，这才是颠覆父权制的开端。
近日，一则征婚帖子引爆网络。来自山西的张某玮在某社交平台发布的征婚帖中宣称，自己月入五万，是一名“斜杠青年”（不再满足专一职业的生活方式，而选择拥有多重职业和身份的多元生活的人群），本职工作是大学老师，欲找一名有意在当地长期发展的姑娘恋爱结婚。
▲ 张某玮发布的征婚帖。 © 豆瓣
最开始，一些人支持他的举动，另一些人则认为他外貌不体面，不是单纯地征婚，而是炫耀收入与学历，“在小地方过美滋滋的日子”。事情很快发酵，和网络上反复出现的交锋一样，这个针对个人征婚行为的评论不久便成了两性对立的又一次口水战。
“普信男”出自著名的脱口秀。“为什么他（男人）看起来那么普通，却那么自信?”，随后被引申指向普普通通，样貌一般，收入一般，但是对自己的判定虚高，有着迷之自信的男性。之后更进一步被用来攻击任何“不够优秀”的男性。
这些年，互联网上有关婚姻的争论越来越多，一些网友自然而然地以性别为界限划分出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一方强调女性权益早已过高，女性都是“只知权利，不知义务”的“田园女权”，另一方的观点则一言以蔽之，“男人皆祸害”。婚房彩礼，则常常是争论的焦点。
▌经济上受伤：婚房彩礼背后的赚赔逻辑
日常生活中，有一种大多数人不自觉的概念认知：在涉及到身体的观看、触摸和性的问题上，男性多半是“赚到”，而女性多半是“吃亏”。在《豪爽女人》中，何春蕤将这种现象称为“赚赔逻辑”。
简单来说，她认为赚赔逻辑的形成大致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人们对于性的贬抑及对所谓贞操观的坚持。这种观念认为：女性就应该忠贞、从属于某个男人，女性的性与身体，也不是女性自己能任意提及的事。在这样的观念下，女性的任务似乎只有一个：保持自己身体的“完整性”。第二则是父权制度对于这种贞操观及处女情结的掩饰。父权制度通过创造一个相当特别的观念，即女性的身体是珍贵的，来让女性产生“保持身体完整”的自觉意识，并使女性认识到，只要给出身体，就是一件代价极高昂的事，从而使女性的身体能尽量“忠于”男方。
这些观念被整合后的结果，就是赚赔逻辑：如果女性没有得到男性给出的对于婚姻或交往的承诺作为交易代价，而轻易给出身体，那么绝对是自己吃亏。而对男性而言，女性的身体既然如此“昂贵”，女性也不能轻易给出自己的身体，若自己能在无意中得到，甚至不用付出太多代价（传统观念下这种代价包括婚姻、感情）就能得到，那自然是赚到的事。
这种物化女性身体的结果，就是婚姻意味着“获得”女性的身体，相应地，男性就需要为这份“获得”而有所付出。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青年教师李永萍在一文中指出，“在南方宗族性村庄，比如在广东清远，彩礼仍然被认为是对女方父母的补偿，在江西，当地的农民把彩礼叫做‘奶浆钱’和‘育生钱’。从这种叫法也可以看得出，彩礼是对女方父母养育女儿的补偿。在北方农村，主要是在华北地区比如河南农村，彩礼主要是给新婚小家庭的。但在结婚之前，会专门有一个给彩礼的仪式，名义上彩礼仍然是给女方父母，但是女方父母通常都会在女儿出嫁时把彩礼全部给女儿。”
尽管南北方各有差异，但总的来说，婚房彩礼的要求同样可以被视作是赚赔逻辑的产物。不论是给予父母还是归还给女儿，正因为女性的身体如此“珍贵”，娶的一方才必须给予一些补偿。
当然，在今天，婚房彩礼的存在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早已不只是“赚赔逻辑”的产物。传统上女性被假定为结婚后需要承担家务、育儿、照料家人等无薪的劳动，生育后女性进入/回归职场又很更可能被假定为不务正业、没有职业追求、会为家庭牺牲事业，其社会评价、薪资和升职机会无一例外将受到负面影响。婚房彩礼，某种程度上是婚前女性及女性家庭需要得到的一粒“定心丸”和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