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尘4x/图）
数日来阴雨连绵，义乌市国际贸易服务中心二楼却人声鼎沸。这里是六个月前才成立的“银行账户冻结援助中心”（简称“解冻中心”）。
“4月初刚去派出所做了笔录，怎么刚被安徽的（警方）解冻，又被重庆的给冻住了？”
“说我有两万资金涉及洗黑钱，为什么要把我卡里170万的钱都给冻上？”
“去银行查了一早上了，说系统升级，查不到，现在连谁把我（银行卡）冻住了都不知道，同志你这里能查吗？”
商户们咨询的声音此起彼伏，解冻中心的工作人员只能大声回应：“先到这边登记，然后在手机App上填好情况说明，让对方（警方）发协查函。后面来的听见没？没听见的我再重复一遍。”
从2020年下半年起，义乌外贸商户银行账户被异地公安机关冻结的事件频发，起因是去年警方针对电信诈骗、网络赌博等违法行为开展的“断卡行动”（电话卡、银行卡）。
不少义乌商户通过地下钱庄收付款，而地下钱庄往往掺杂了电信诈骗等违法犯罪资金，如果银行账户与其发生来往，很容易被波及。
问题是，仅仅几万或者几千的涉案金额，却往往将商户们高达数十万、百万的账户完全冻结，极大影响了正常经营。
近日，网上一封落款为“义乌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的《致全国各地公安机关的一封信》呼吁，各地公安机关在对义乌经营户或外贸公司取证时，充分理解义乌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在外贸行业中存在的现状与问题。
一位当地政府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这原是一封内部办案指引，是为了让外地办案人员对义乌的特殊情况有所了解，“警方内部专门为这个事情进行过讨论，年后的情况已经比去年缓和多了”。
一张卡被十几家公安冻结
朱悦来和商户伙伴们正在义乌商贸城里组队踢毽子，这里是义乌最大的对外贸易集群地。朱悦来在义乌商贸城经营一家户外用品店铺，他也是义乌市杭州商会副会长。
朱悦来说，他的一张银行卡也被冻结了30余万元。作为商贸城的大户，周围商铺“邻里”经常跟他交流冻卡的事，“卡没被冻过，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做外贸的”。
2020年9月，在浙江金华经营器械工厂的陆放，名下一张农业银行卡被冻结，隔了三天被解冻了，这是第一次。2021年1月，山西的一家县级派出所又把另一张卡给冻住了，“警察说我这20多万元里有5万元是‘黑钱’，案件了结后是要追讨的。但我去当地做完笔录后没多久就解冻了，也没提这5万怎么处理。”
最让陆放“崩溃”的是第三次被冻结。2021年3月，他名下一张银行卡同时被十几家地方公安局、派出所冻结，理由是涉外赌博，但无论警方、银行都没有给他下达任何通知，直到陆放转账时才发现卡被冻结。
“银行的人也很惊讶，一张卡被这么多地方公安冻结的很少见。”4月5日，陆放再去银行查询，卡上又多出了三个地方公安的名字，他无奈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放弃了。卡里总共只有两万多块，连我去这些地方做笔录的来回车费都不够。”
陆放说自己大概率只是被“连累”，作为外贸出口的最后端生产商，与外国客户直接进行交易的机会不多。但他上家贸易商的账户被冻结了，警方“顺藤摸瓜”，连带他的银行卡也被波及。
陆放还算“幸运”，冻结资金对王涛这样的出口商影响更大。王涛在上海经营了20多年五金外贸生意，2021年1月，他名下一张存有70多万货款的银行卡被山东聊城、杭州萧山、成都成华三地警方冻结，理由是涉及电信诈骗。
他先是去了山东，带上能够证明自己合法经营的文件、贸易单据。警方态度很直接，以偿还被害者受骗款项的名义要求扣下银行账户里14000元的款项，“对方跟我要的现金，我直接从公安局对面银行取了钱给到他们”。
杭州、成都的警方还没有给出是否解冻的回应。王涛3月前往杭州做了笔录，也将所有的资料提交给了成都警方，但二者一直都表示“要等领导批示”。
只要还有任何一地的公安机关冻结这张银行卡，王涛就无法正常取款或是转账，但收款不受限制，他只能一一通知海外的交易商不要再打款，因为这张卡目前“只进不出”。和地方警局交流后，王涛才得知，杭州方面的涉案金额只有几千元，成都方面的金额只有几百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