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解封时，共有37位新冠肺炎逝者捐献遗体用于大体解剖，54位逝者捐献遗体用于“微创尸检”。除了来自火神山医院的逝者，他们中还有的来自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泰康同济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武汉协和医院西区、重庆三峡中心医院。
卞修武说，无论逝者和家属选择大体解剖捐献还是“微创尸检”捐献，医学科研价值可能有不同，但是逝者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贡献一样伟大，家属都“深明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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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尚哲得到了很多网友的关心，但她也感到一些人对新冠肺炎的认识荒诞、无知和冷漠。
一次，她所在的公司与外单位开会，领导向对方介绍这位“勇敢的火神山女孩”，原本坐在她旁边的人迅速搬起椅子躲远。
一个朋友从不接她的电话或语音通话，担心“打电话传播病毒”。
她的母亲重返工作岗位，有人打完招呼，转头就拿着酒精上下喷洒身体。母亲买了一顶能挡住脸的遮阳帽，像蜂农那样把自己罩起来，“这样别人就不怕我了”。
在人口过千万的武汉，公开过确诊经历的新冠肺炎家庭是极少数。吴尚哲有时自责在社交平台上的“高调”，让母亲承受了原本可以避免的压力。
蔡雅卿的父母当时均为新冠肺炎危重症病人，报道后，她受到许多人的关心，但也遭受了歧视。开会时传阅文件，她后面的人看完后，立马搓洗手消毒。她在小区乘坐电梯，有邻居打开电梯看到是她，扭头就走。
蔡雅卿的父亲蔡德润去世后在火神山医院捐献了遗体。她的故事被自媒体掐头去尾做成短视频，多数网友为这家人点赞，但也有一些网友言辞激烈，批评她在父亲去世后“擅自”作出决定捐献遗体，“不孝”。
2007年国务院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公民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其人体器官的，该公民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以书面形式共同表示同意捐献该公民人体器官的意愿。”这一规定在2021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又得以强化。
当时，蔡雅卿的母亲昏迷，家里只有她一人可以作决定。她当时并没有考虑太多，“只是跟着直觉走”。
“为什么要捐呢？不多此一举不就没事了。”“你把你爸的遗体‘卖了’？拿了多少钱？”她从来没想过一些亲人会如此想这件事。一些亲人至今与她们母女断绝往来。
一位患新冠肺炎的老人生前提出死后捐献遗体给国家，他的孩子签字同意后，遭到老人农村老家亲属的强烈反对，这些人指责他们“心狠、不孝”。直到现在，老人的葬礼也未能顺利举办。
他们不想再为此引发老家亲戚新一轮的争吵，在约定采访的前一小时改变了主意，拒绝了采访，“为何我们做了一件好事反而跟做了一件大逆不道的事一样？”
吴尚哲在微博上写道，希望有更多遗体捐献的视频或节目，希望更多人“能够了解和有一点点观念的变化吧”。
吴尚哲外婆这一支的亲戚较少，没有遭遇多少现实中的责难，她的微博多收到的是祝愿和点赞，也收到一些私信谩骂，“说我为了炒作、出名，把外婆的遗体都捐了”。
蔡雅卿也收获了很多理解，她爸爸的一位老同事对她说：“你让你爸爸在最后当了一次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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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雅卿没有精力解释这些事情。父亲去世、母亲出院后，她遭遇了个人经济危机。她要挣钱养家。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不久，他们一家三口卖掉武汉城区的小房子，又拿出存款在位于郊区的蔡甸买了一套小产权房，家里没有留下“余粮”。
蔡雅卿的家距离火神山医院不足5公里，上班路过时，她习惯将头转向另一侧，“心里还是有阴影，不敢看”。在那道被茂密的红叶石楠包裹的铁围栏后，她70岁的父亲蔡德润曾在里面病危、抢救、死亡，直至捐献遗体。
蔡雅卿的母亲是2020年6月结束隔离的。去年2月，她的母亲和父亲同时感染新冠病毒，又几乎同时转成危重症。蔡雅卿捐献父亲遗体时有一点“私心”——她希望父亲的遗体能对研究治疗新冠肺炎有所帮助，让更多“遭罪”的人尽快康复，包括她的母亲，她“不要一下子成为孤儿，她想，最起码还能有妈妈”。
第一次在医院见到结束隔离的母亲时，蔡雅卿“吓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