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脸上黑一块、白一块的，“瘦得变了形”，看到女儿时不停地眨眼睛，“挣扎着哭”，但喉咙因插管被切开，只能发出无声的嘶气。
长期仰躺导致母亲尾椎骨附近生了一个碗口大的压疮，一根导管在引流化脓的积液，只要稍微触碰一下，母亲就会疼得面目扭曲。
好在今年1月初，蔡雅卿母亲身上的压疮经过“100多次换药、3次手术”后痊愈，切开过的气管也恢复得很好。
“现代医学真的很神奇，疤痕基本上也看不见了。”蔡雅卿说，她们搬回家住。新冠病毒加重了这个66岁老人原本的基础疾病，糖尿病、冠心病、血脂血压高等多病缠身。
她抱着一摞材料去社保中心申办重症救助，仅母亲在一个医院的病历就打印了近200张。如果能办下来，每年大约可以报销5000多元的药费。
她在家里购置了一张医院用的升降床，她和护工轮流看护母亲。
母亲声带恢复后，常常把“该死的病毒”挂在嘴边。出院前，考虑到前后已经有4个护工跑掉，蔡雅卿严肃地对母亲说不要再提这句话，并与她对了“口径”。
一个失去67岁母亲的男人来签同意书时，拎了两兜橘子要送给火神山医院的医生，感谢他们在母亲最后一程的救治和陪伴。
一位同样失去爱人的老太太勾完选项后询问，“捐赠了会有什么补偿吗？”
赵鹏南很不好意思地说没有。老太太没再说什么，签下了名字。赵鹏南不敢细问，猜测这位老人可能家境不太好，但是他无法提供更多帮助，他之前查阅了许多政策法规，没有发现烈性传染病患者遗体捐献后对家属抚恤、帮助的依据。
吴尚哲的妈妈收到感谢信时特别开心。吴尚哲说，就像一个小朋友的妈妈突然牺牲了，她可以说“我妈妈是英雄”，算是一种精神告慰。后来，火神山医院给吴尚哲家的感谢信被一家博物馆收藏了。
支援火神山的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也准备做一点事情纪念。
他们在筹备一个纪念馆，打算把火神山医院工作期间留下的细胞病理标本、遗体捐献的复印材料等有关物品陈列，向医学生、科研工作者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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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个家庭中有一部分未收到类似的感谢信。“以后可能没人能证明我们做过这件事。”一些家属说，他们的亲人没有在火神山医院捐献。
一位在武汉打工的60岁老人捐献了自己妻子的遗体。他们3年前离开武汉周边的农村，到武汉一家大医院当护工。
他记得那天是农历腊月廿九，天气湿冷，下着小雨，妻子开始高烧、乏力。后来发现，那天是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的日子。
深夜，马路上已没有公交车和出租车。妻子的手机不能上网。他用自己的手机扫了一辆共享单车让她骑着，自己在旁边小步跟着跑。
病床紧张，他在医院大厅的暖气片边上用两把长椅搭成简易床，让已经上气不接下气的妻子躺下。他还花5000元抢购了一台小型制氧机。
最终妻子还是转为危重症，并在3月底去世。
妻子病危时，他请求重症监护室的医生把电话拿给她。妻子拖着长长的气说，她知道自己不行了，让他回老家，不要再打工了，儿子、女儿也都成家了，不要操那么多心，累了一辈子歇歇吧。
医生后来问他，是否愿意捐献妻子的遗体？他同意了，“需要就拿去吧。”妻子走后，他把制氧机消毒后捐给了他和妻子打过工的医院，希望能留给需要的病人。
武汉解封后，他取回妻子的骨灰，埋在了老家的祖坟边上。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找到他时，这位60岁的老农说，本打算把这些事永远埋在心底。
记者问他，你现在后悔捐献吗？
他说：“不后悔。”
他在妻子送往重症监护室前一直没有离开。妻子去世后，他觉得自己应该很快会确诊，也将很快死去，他当时也做好了捐献自己遗体的准备。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耿学清文并摄 来源：中国青年报
【编辑:苑菁菁】
她说，“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病倒了，你怎么说？”
妈妈说，“我中风啦，所以这样。”
她说，“如果有人问爸爸怎么走的？你怎么说？”
妈妈说，“他心脏病走啦，突然走啦。”
蔡雅卿想念父亲。她说，除了小时候，她长大后没抱过父亲，他是一个传统的、一本正经的中国父亲，从前走在街上挽一下他的胳膊，他会说“走路要有走路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