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海记得，有学生在群里说，想掐死某人。有人称“真的活得够够的”，群友给他详细介绍自杀的方法。还有人说，“你选对了，只有死才能解脱”。有孩子说完“我走了”，又问“你们来不来”。
徐世海想知道，自己的孩子是哪一刻作了那个决定。
在群里“潜伏”越久，他越觉得后怕。一些人会公开传递这样的思想——别指望父母、老师能帮你做什么，想改写人生，只有生命重来。这些话使得本就低落的年轻人更加绝望。
他认为，这些隐秘的角落就像“黑洞”，年轻人涉世不深，很容易被裹挟进去。
在徐世海的日常生活中，说不准何时，年轻人就会发来消息。他走路攥着手机，睡觉把手机搁在枕头边上。他从不关机，始终开着响铃提醒。
他正开车，信息来了，他会靠边停车，熄火专心陪聊。好几次，他在驾驶座上从天黑坐到天亮。有时他睡着了，手机响了，他强迫自己清醒过来，在黑暗中回复。他抽烟，手机信息一只手回不过来，他就把烟放下，常常忘了再拿起来。
有时候，他费了半天劲，让那些孩子“想通了一点”，没多久，对方的情绪又不好了。他把手机一扔，叹口气，又抓起来接着聊。
“他们压抑太久了。”徐世海说，“就像一个汽油桶，早已积满了油，就差一个火星把它引爆。”
不止一个年轻人对徐世海说过，日常烦恼几乎没有出口。一个18岁的男生告诉他，自己不开心，但父母觉得他衣食无忧，认定他无病呻吟，老师也常责备他。他自我怀疑，越来越敏感，在半年的时间里，他不断找徐世海倾诉。
和这些年轻人聊天时，徐世海觉得和去世的儿子更近了。根据他的体会，自己接触过的说着“不想活”的青少年，绝大多数都善良、懂事。他寻找儿子的影子——从小被身边人称赞“省心”，习惯把压力埋在心底，对家长“报喜不报忧”。
“别管遇到什么事，不方便跟家人说的都可以和我聊。”徐世海总是对年轻人说这句话。
他观察过一些家庭，父母自认为成了孩子的朋友，但孩子并不认可。聊天时，徐世海从不反驳年轻人的意见，他会顺着对方说，给他们发段子，帮他们出招解压，比如“把讨厌的人画成乌龟”。
有人笑他聊天“土”，他也自嘲，“我这算小偏方”。对话的人回他“哈哈哈哈”，他很高兴，觉得成功了。
他还经常做“夹在中间”的调和者。一位单亲妈妈找他，说14岁的儿子留下遗书，一心想自杀。孩子见到徐世海，第一句话是，“谁劝也没用”。
徐世海跟他单聊。最终，还是男孩红着眼睛先开口了。他和母亲、弟弟一起生活，在他看来，母亲太过追求完美，总批评他。他给弟弟做饭，做得不好也被埋怨，感觉自己一无是处。
那天，这一大一小聊了五六个小时。离开前，男孩主动加徐世海微信，后来也常找他聊天，一直没中断学业。
一次，徐世海帮朋友送孩子上补习班，那是一名初中生，周末补课到夜里11点多。在“徐叔叔”车上，男孩高声大骂父母。
徐世海两头忙活，他劝那对父母取消了大部分补习班，也劝孩子，“父母初衷是好的，但方式你不接受，再有冲突就默念‘他们爱我’”。
河南省2020年有115.8万人报名高考，约占全国高考报名人数的11%，省内只有一所211大学。在省会郑州，幼儿园孩子学英语，初中生没周末——都是常态。徐世海觉得，学业是年轻人最大的压力来源。他回忆，儿子徐浩宇近视，去世前每天早上5点起床，晚上10点多回宿舍。
通过和年轻人聊天，徐世海发现，有一些学校让学生检举同学的日常表现，记入学期末的综合评分；不少家长经常训斥孩子，提起他们就摇头叹息。
他朋友的女儿正上初三，每晚做题到深夜，常常为作业急得大哭，会抽自己耳光，用圆规刺伤自己。这个优秀的女孩一直上“精英班”，一次考试失利掉进“普通班”，就冒出了自杀的念头。
一个上高二的女孩告诉徐世海，她是家里学历最高的，背着全家的期望。可她真的学不进去了。她请假调整状态，老师和父母急了。父亲说，“你就是在家等死”，不再给她生活费。她开始怀疑亲情。
“全国学生那么多，都去清华、北大也坐不下呀。”徐世海劝她，从学校到社会就像学开车一样，一开始谁都手生，路上人多车多，但你真上手启动了，开着开着也就成老司机了。“人生就像心电图似的，起起伏伏才是活着，一马平川不就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