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高考前，他写了一篇《给高三孩子们的一封信》，发在社交网站，劝学生别把人生押在高考这一关。“就好比我们到了电影院，不管进去哪个放映厅，都有精彩的故事。”
徐世海出生在河南南部一个村庄，家里只供得起哥哥读书。初三没上完，他就外出打工。为了给家人一个交代，他回家参加中考，交了白卷。16岁，他来到郑州，文绉绉地记下：“马路真宽，街边的泡桐一棵拉着一棵，一排挽着一排。”
他去工地学推斗车，一车砖头200斤，装混凝土的更重。几天干下来，他手上都是泡，这些泡又变成茧。一次，他推翻了斗车，摔进水泥里。
他学会了看施工图放线，扫一眼砖垛就知道是堆了几千块，瞄一眼车就能判断装了多少立方米沙子。因为表现出众，他被老板送去学技术。他同时打过几份工，20年前就月收入过万元，逐渐在郑州站稳脚跟。
“现在的孩子不必为一点想吃的零食绞尽脑汁，不必为一件新衣服辗转难眠，也不必为一点学费忐忑不安、为一套三角尺软磨硬泡。”他在文章中写道，小儿子一周用掉的铅笔比当年自己一年用的都多。
但是，大儿子去世后，他开始理解当代孩子的压力。小儿子正读小学二年级，徐世海每天都会问问学校里的事，“开心不开心的都说说”。看到孩子不高兴，他买玩具换真心话。
徐世海非常珍惜“父亲”这个身份。小时候被迫中断学业，他一度不理解父亲。和所有过于传统的中国父子一样，他当了一辈子农民的父亲沉默寡言，鲜少与晚辈交流。
徐世海想尽力做个开明的父亲。儿子在世时，遇见烦心事，他主动敲门，“有啥解决不了的我帮你”。学校发生了“不公平”的事，儿子站出来发声，与人起了冲突，他为儿子撑腰。
徐浩宇去世后，徐世海主要精力都用来陪家人。他最关注的是青少年心理健康，一旦发现“看起来有问题”的QQ群，他就抄下群号，发给身边的家长一起举报。三四个月里，他找到的30多个群先后被处理。
他常和朋友交流与年轻人沟通的心得，他的一些朋友说，受他影响，自己也不再执着于孩子的学习成绩，会给孩子做好吃的，也会带孩子看电影放松。
如今谈起去世的儿子，徐世海会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不时背过身去擦眼泪。他常备速效救心丸，防备想儿子想得太伤心。走在路上，看到和儿子相似的背影，他常常忍不住上前拉住对方，问一句“吃饭了没”。
在巨大的悲痛中，他依然选择在网上讲出失子故事，“让别人家参考，不要发生这样的悲剧”。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他，他担心“小偏方”不受认可，“毕竟，很多孩子出了问题，家长从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又一次陷入对儿子的想念时，他会翻出年轻人发来的信息，给自己打气。一个男孩拿第一笔工资给徐世海买了礼物。一个曾请他雇人袭击父母的少年，平稳地度过了青春期，现在向他咨询该给父母买点儿什么。
让徐世海最难忘的是，有年轻人说，自己也想有个这样的爸爸。不止一个年轻人和他提过：“以后能不能叫你爸爸？”他全都拒绝了。
“无论如何，每个孩子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别人无法取代。”徐世海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徐浩宇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景烁 来源：中国青年报
【编辑:陈海峰】
他见过有家长不拿孩子的痛苦当回事，还指责孩子不懂事。当事人轻松聊起这些，徐世海则听得心情沉重。
日常生活中，他粗线条，老忘事儿，留着接近光头的圆寸，总被人调侃“一套衣服穿一季”。但对年轻人的一句话、一个举动，他都格外敏感小心。
和孩子们聊深了，他会告诉对方真实身份。他发去徐浩宇生前的照片，感叹“其实对父母来说，没什么比你们活着更重要了”。
徐世海曾在群里遇到过两个十三四岁的少年，他们互称兄弟，在群里怼人、骂脏话，说不想活了。徐世海刚劝两句，人家就让他闭嘴，他打不开局面。最后，两人说“再见了”，再没回复他。
第二天，徐世海听群里的人说，两个少年已经离世，有群友在这条消息下点赞，他则痛哭起来。
受挫不能让他死心。年轻时他就爱管闲事儿。在路边碰见临盆的产妇，把人送到医院，还把费用交了。为了帮人，他搭进去不少钱。身边的人，谁家遇到事儿都爱跟他说，小到烹制新菜，大到家里装修，他都去帮忙。在红十字水上义务救援队，他出的任务不少，有时需要开长途车，连续忙好几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