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纪录片团队委托了一家叫中华家脉（My China Roots）的公司，寻找6人的踪迹。这是一家帮助海外华人寻根的公司，曾促成一位得克萨斯州的华人女士与广东的远方亲戚团聚，也替一位新加坡华人在英国利物浦找到了他从未听说过的同父异母的妹妹。
创始人李伟汉出生在荷兰，他的祖先在200年前离开福建后，这个家族在海外生活了7代。除了名字、生日时的长寿面和皮肤的颜色，李伟汉成长过程中没有其他中国元素。直到一次回国，他才理解“认祖归宗”对他心理的长远影响。
通常情况下，李伟汉的委托人都是想要寻找祖先的后代，但寻找这6人不同，既要寻觅祖先，也要找到后代，“与其说我们是回到过去，不如说是在努力前行。”
那时，施万克团队已经查出这6人受雇于英国商船，公司打算送他们到纽约，再转船到古巴，最终将热带水果运回英国。他们因此才踏上泰坦尼克号。在巨轮撞上冰山后，6位中国幸存者被送上岸不足24小时，就立即踏上了另一艘去往古巴的船只，继续漂泊之旅。
幸运的是，李伟汉的团队在伦敦的国家档案馆发现了船员名单。上面记录着水手的出生地、上下船的时间以及曾在哪些船上工作过，甚至在6人中找到4人的中文名字，还发现了一些照片。
有的船员名单里写着他们在英国的住址，那是利物浦老旧的唐人街，纪录片团队跑去那里时，很多建筑已经不在了。
研究员还发现，躲过了海难的Chang Chip，没躲过肺炎，只过了两年，他就在伦敦去世。他埋在伦敦的东南边，墓地上添了新冢，没有留下墓碑。
在英国的研究员说，追踪6人是个令人着迷的经历，尽管带着悲伤色彩。看着陈旧的中国船员照片，研究员想像着他们百年前的生活：在巨大的蒸汽船的锅炉房里工作，远离家乡和亲人，总在漂流，没有永久的地址，“对许多人来说，这一定是一种孤独的生活。”
从船员名单中记录的信息里，研究员大致拼凑出6人离开泰坦尼克号后的行踪，他们运送水果回到欧洲，再去北美，再回欧洲，又到北美，有的人的名字出现在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船上。
方荣山写给妹妹等家人的信。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杰/摄
“有人问我，为什么你们拍纪录片跑了那么多地方。”施万克说，“因为他们（6人）跑了很多地方，我们被推到那里。”
Ah Lam是6人里年纪最大的一个，“将近40岁，但照片看上去有50岁。”施万克说。在船员名单里，他的名字总是排在第一个，研究员猜测，他很可能是6人的领头人，经验多些，英语还可以。
Ling Hee脸上有道疤，这让研究员很快确认了他的身份。他最后一次出现在资料里是1920年，他从印度下船，自此销声匿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商船水手从海军退役，原本填补他们空缺的中国水手就显得多余了，许多人被秘密遣返。
Ah Lam的轨迹消失在亚洲某个地方。“你想想，你做了几十年水手，突然把你送到几十年没有生活过的地方，工作也没了。”看着百年前的照片，施万克感慨道，“就好比我回美国3周，签证突然被取消，我在美国又没有工作，我的东西都在中国，那怎么办。”
方荣山和Fang Lang
方国民出生在美国，不大能讲普通话，喜欢用枪猎鹿，有自己的一块地。他经营一家餐厅，住在中产社区。有一天，方国民收到一封来自中国的邮件，“你认识泰坦尼克号上的Fang Lang吗？”
“那是我的父亲，他的名字不是Fang Lang，是方荣山。”
方国民印象里的父亲总是西装笔挺、打领带，手上戴着一个镶金边的玉戒指，他习惯沉默，常常微笑看着儿子。
1894年，方荣山在广东省台山市下川岛的村子里出生。台山是著名的侨乡，在下南洋、闯五洲的鼎盛时期，甚至有“美国华侨半台山”的说法。台山话在北美唐人街曾被视为中国的“国语”，称“小世界语”，与“大世界语”英语相对。
泰坦尼克号上6位中国幸存者中的4位。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