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台山百年前的建筑上，还写着：才华胜过华盛顿，武略赛过拿破仑。
方荣山1920年进入美国，那一年他26岁。 61岁，他才拿到美国公民身份，马上结婚、回乡探亲。他娶了20多岁的妻子，生了两个儿子，很快离婚了。晚年，他在餐厅做服务生养活自己。
方国民记得，父亲带他去租房，开门的是个高个子白人，嘲笑他们是“黄狗”，方荣山一拳打在那人脸上，那时，他已经70岁了。
他的一生几乎都生活在唐人街，四周是旧楼，衣服和拖把挂在外面。华侨们虽然离乡多年，但仍保留着中国的生活习惯，在家里摆关公像，贴领袖画像，挂黄历。
那个年代，许多初到美国的华人选择开洗衣店。一位台山同胞讲述自己的经历，“我在矿场每个季度剪发一次，别人叫我四季头，后来积聚几个钱，便改行从事洗衣业，本钱不用多，只要有块小小工作间，一块搓衣板，一个熨斗便可以了。”
这些在家乡不事洗衣的男人觉得没面子，常瞒着国内的亲戚，在家书中，他们把洗衣店称为“衣衫馆”。
方荣山每个月都给台山的家人寄银信——一种带有汇款的家书，现已被列为世界记忆遗产。他在信里分配着一笔笔10美元、20美元，重要的信息用红笔写，“可能从下川岛出发的那一天，他脑子里就装着一个想法，要照顾家人。”施万克说。
朱红品是方荣山胞妹的孙子。“我奶奶的生活都靠大舅公寄回来的钱。”那时在农村养个猪，两年都不长膘、上不了市。
朱红品记得，方荣山从美国寄来水果蛋糕，装在蓝盒子里，“后来吃过的所有蛋糕都比不上。”64岁的朱红品住在一间拥有大落地窗的复式建筑里，遥想当年生活。那个盒子被保留了10多年，搬家时才扔掉。
上世纪70年代，朱红品曾替家人跟大舅公通过信，方荣山的信中经常有一句“世界大战难免，希望世界和平。”那时方荣山已经很老了，总是在信里说着鼻子不舒服、眼睛生病了。
电影《泰坦尼克号》里，趴在木板上的中国人，是好莱坞华裔数码影像制作设计师林凡客串的。得知纪录片即将拍摄，林凡第一个表达了支持。
电影导演卡梅隆愿意担任纪录片的监制，并说服好莱坞同意纪录片使用《泰坦尼克号》的片段。他们还征得了每一位出现在镜头里的演员同意。
在西方人的视角里，泰坦尼克号是值得宣扬一生的印记。指挥救生船的罗威的孙子，家门口挂着纪念铭牌，他的家里像博物馆，有照片、有报纸、有遗物。“罗威像个泰坦尼克号的王子”，热爱海洋历史的施万克说，他能见到罗威的后人，十分激动。
方国民跟着纪录片团队，来到罗威孙子的家里。100多年前，一个人的爷爷救了另一个人的爸爸。罗威孙子的身体不大好，但爱开玩笑。他说爷爷有次在家附近的小河里，从大船跨到小船时摔了一跤，第二天就上了新闻，“泰坦尼克号幸存者又幸存了”。
临别时，罗威的孙子把爷爷的照片送给了方国民，他说，“我们找到了彼此，这个圆终于合上了。”
不久后，纪录片团队收到邮件，罗威的孙子因病去世了。
如今在方国民的家中，摆着一个泰坦尼克号的模型，船的一侧是罗威的照片，另一侧是父亲方荣山。
方荣山一生默默无闻，官方的文件里看不到他的身影，家族故事里也没留下多少话语。109年过去了，他的儿子也许能骄傲地讲出父亲的故事了。
1986年，方荣山在美国去世，终年92岁。那一年，美籍华人李远哲获得诺贝尔化学奖。那一年也是国际和平年，60位华人歌手演唱了歌曲《明天会更好》。
今年4月，纪录片《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在国内上映，票房无法跟商业片抗衡。制片人罗彤说，很多人以赚不赚钱来评价制片人，她不这么想，把一帮人凑在一起，做成一件事，人生有一次这样的经历足矣。
纪录片上映后，制作团队回到了台山市下川岛，3年前面对镜头背诗的方荣山的侄孙中风了，躺在床上，起不来身。制作团队用电脑给他播放纪录片片段，告诉他“全世界都知道你念的诗”。老人嘴里说着听不懂的话，眼角有泪。
制片人罗彤还记得3年前，摄像机数据卡掉在了方荣山当年离家的沙滩上。第二天，团队所有人返回寻找，每步走两厘米，一点点摸索。最终，近视的导演发现了它。望着被海水涨潮退潮无数次的地方，罗彤感到，冥冥之中，这块土地的人想让他们把故事讲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