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这个理论框架，我们可以发现：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婚恋生活中的种种痛苦、焦虑、失范以及非理性，都源于婚恋转型中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第一，青年农民工的婚恋生活具有两栖性。恋爱在城，成婚在乡。婚恋关系高度嵌入在城乡关系之中，这种二元属性在当前社会经济条件下更大程度上影响着务工青年的婚恋命运。第二，全国劳动力市场和婚姻市场都处于高度分化之中，地域之间愈发不均衡，进一步诱发农民工群体的婚姻压力和婚姻风险。第三，身处婚恋困局的青年务工者及其家长为了应对婚姻压力和风险，为了避免婚姻失败，纷纷采取更大强度的经济支持和婚姻干涉。这些基于个体家庭理性的婚姻风险应对策略，反而容易诱发群体非理性，不同程度加剧婚恋转型的速率和婚姻失范的强度，风险被进一步放大。总之，当代中国农村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困境，是在劳动力城乡间周期性流动、农村社会分化加剧、婚姻市场竞争激烈、家庭发展高度卷入城镇化、家庭发展压力剧增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综合症候。
本书作者的深层思考在于：半工半耕生计模式中，农村青年的婚姻家庭秩序的变迁逻辑和动力机制是什么？农村青年的美好家庭生活秩序何以可能？这些都是非常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我们欣喜地看到，近年来中国家庭社会学研究不断涌现出新成果，特别是在农村婚姻家庭研究方面，越来越多的学者不再局限于聚焦边缘群体，亦不再满足于新现象、新问题的单一性解释，而是尝试对农村社会正在发生的多类婚姻家庭现象进行整体性关照和综合性解释。在解释变动社会的问题复杂性和形成机制方面，基于深度访谈的定性分析、多点调研的类型化思维和区域比较视角的研究优势得以更多发挥。本书正是这种研究路向和旨趣的大胆探索和实践。中国婚姻家庭研究十分需要这种宏大叙事。
四
另一个悬而未解的问题是：婚恋困境背后，中国农村青年家庭再生产为何还能保持基本有序，并未发生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写的婚姻家庭危机。这个问题同样值得深思，从而透视转型期中国农村家庭更深层次的保护性机制。大体说来，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方面，以父代责任和子代孝顺为内核的家庭伦理，在应对家庭婚姻转型风险中发挥着关键性保护作用。父代不仅通过辛勤劳作为子女成家提供最大化经济支持，还可能极其执着地掌控子女婚姻。那些苦口婆心的唠叨甚至胁迫，有时不是传统包办婚姻的“复辟”，而是子代婚恋迷局中的关键拯救。许多青年男女，也会从孝顺角度来谨慎应对婚恋选择。如果子代发展难以脱离父代支持，那么传统父权在不同程度削弱子女婚恋自主性的同时，也发挥着婚姻风险防范效果，具有一定的底线保护作用。
另一方面，当代中国城乡结构中蕴含着诸多保护性因素。现有农村土地制度是对农村务工群体的关键保障，加之各种扶贫、兜底政策所构建的保障体系，不仅可以让务工者有乡可返、有家可安，还给那些婚姻失败者以底线保障。农村男青年只要勤劳肯干，较少会因为失婚而破产，农村女青年失婚后也有更多机会去追求自己想要的幸福。不能回避的是，失婚家庭儿童的教育和保障问题日益突出，需要构建和完善相关支持体系。
综合两方面来看，真正保障婚恋自由、防范婚恋风险的，并不能单纯寄望于农村青年个体的理性选择和婚恋技术，还要依托传统家庭伦理和现代国家政策制度所形成的保护性结构。
我们有理由相信，伴随着中国经科和技济的发展进步，当更多企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有能力分享更大比例产业利润的时候，各行业工资水平普遍提高，国家有更大实力提高社会保障力度，越来越多的农村外出务工青年有能力在城镇安家，婚恋统一性有望提升。
当然，即便到那个时候，我们也不能乐观地认为农村青年可以实现彻底的婚恋自由。恋爱与婚姻的张力，是现代人普遍要面临的问题。爱情是善变的，所以为了增强两性关系的稳定性，必须通过婚姻制度来加以确定和保护。婚姻的本质不是为了解放爱情，而是为了限制。这种限制，是现代家庭秩序的根本保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工群体的婚恋二元性矛盾，既展现着城乡关系的特殊性影响，也反映着现代人婚恋关系的一般性难题。这种婚恋困局，不会因为经济社会发展而消失，但会因城乡差别减小而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