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煜为市民办理公证
近年来，上海失独老人数量与日俱增，他们的养老问题成为一项“难啃”的社会问题。对于常年奔波在基层一线的蔡煜来说，往往能够最先接触到各类养老难题，也对其倾注了更多思考。
“老人的小孩、老伴已经去世，手头积蓄也不多，这套房子是她唯一的居所。”蔡煜说道，除了衣食住行的保障，还需考虑如何给予老人更多心灵上的关怀与帮助。蔡煜认为，对公证部门而言，除了要认定当事人真实意思表达，对扶养人资质进行把关，如何做好后续的监督工作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环。平时，对于一些特殊公证事项，在办结后，他定会定期跟进、回访，了解当事人的困难是否切实解决，思考还有哪些工作环节需要改进。
在蔡煜眼中，公证员还是一个“调查员”，一个“社会问题研究者”。
蔡煜工作室
实际上，早在大学时期，蔡煜就展现出了非凡的调查能力和理论敏锐性。指针拨回到1995年，蔡煜尚在华东政法学院（现华东政法大学）求学，他在暑期社会实践期间，关注到了当时的社会热点问题——“儿童乞丐”问题。
在那个酷热的暑假，每天实习下班后，蔡煜自掏腰包买好饮料到“儿童乞丐”们经常聚集的火车站广场，一边请他们喝饮料，一边询问他们的日常生活与生活经历，对这个特殊群体开展实证研究。根据调查，他写成文章发表刊登在全国法律类核心期刊上，呼吁加强对流浪儿童的保护，推动流浪儿童保护中心的建立。此后，他还参与社保基金管理调研，著文优化社保基金管理制度，以及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优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指标体系建立等领域研究，无一不倾注了他对社会问题的理解，有关研究成果除发表在《人民检察》《青少年犯罪问题》等刊物上，还得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单位肯定。
求学时期的实践，使得蔡煜的调查、逻辑思维等能力得到提高，而更加重要的是，他会对社会问题倾注更多关注，思考如何通过法律制度与人性化规则设计解决难题。1998年进入公证处后，蔡煜最先从事的是调查工作。每天一大早，他便拎着公文包，走街串巷穿梭在上海的大街小巷，核查各类公证证据。“原本我是路盲，第一年我就去过一千多个单位，翻烂过N本上海地图，抄过成千上万个被调查单位联系方式、地址。”蔡煜笑着说道。
每当遇到当事人无法提供证据的难题，蔡煜总是千方百计解决，主动寻找线索，解决了很多疑难案件。有的名人案件的调查还是从旧报刊、地方志、名人日记、传记中找到线索，一步步寻找知情人与书证。每次蔡煜到小区居委会调查，居民们知道后，就一窝蜂涌上来，提出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这时候，公证员代表的就是党和政府形象。”蔡煜认为，如果能够尽心尽力为居民们提供咨询，那么不仅可以帮助他们解决一些法律问题，还更有利于公证核实工作的开展。
在公证这一方小窗口前，蔡煜目睹过各种各样的人生，因此更能懂得求助者的苦楚，在办理公证问题时，也就倾注了更多关怀。
一位70来岁的阿姨来咨询继承公证。详细询问后，蔡煜发现案件非常复杂，涉及到的继承人有几十个，阿姨又自诉得过精神分裂症。这么重要的家里大事，为什么子女为什么不陪同咨询呢？“小孩工作很忙吧？”婉转地一问后，阿姨叹了口气，说出了她的苦恼。原来，阿姨家里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儿子，工作上受过挫折后，人变得非常“自闭”。不上班，基本不出门，不与人交流，不上网，只在家里看电视，没有朋友，成为一名“啃老族”。阿姨身体不好，不高的退休金要维持母子两人生活，还要看病，非常拮据。阿姨更是担心儿子将来怎么办？听罢，蔡煜非常同情，他强烈要求阿姨请她儿子到公证处来谈心。两人足足谈了三个多小时，从人生经历、兴趣爱好、养生之道一直聊到如何回归职场、储蓄理财。最后阿姨儿子非常感动，深感后悔，握起了拳头表示要工作，要照顾好妈妈。事后得知，阿姨儿子终于上岗就业了，在一家单位当保安，收入不高，但工作稳定，阿姨解决了一个多年压在心头的老大难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