赔偿款相加，基本与看病花的钱差不多，但两个孩子的病却影响了他们一辈子。然而，那笔基金里的钱，只赔偿到孩子18岁，成年以后，就不再赔偿。
这个家庭，是当时的29万多患儿家庭的一个缩影。
简光洲的报道出来以后，直接让中国的乳业进入了“冰冻期”，同时也让乳业整顿，经过十几年的时间，如今的乳制品要可靠得多，但那些孩子成了永远的受害者。简光洲那句“理想已死”，除了娱乐文化成为主流以外，或许也有此中含义。
二，东方时空
除了简光洲以外，很多人熟知的“良心记者”可能还有王克勤、卧底传销的女记者罗侠、冒着生命危险报道了黑煤窑的崔松旺等等。这些记者今天已经不太容易见到，但当时驱使他们去做报道的，一定有肩上的使命和责任，还有心底对新闻的理想。
当年的《东方时空》正是基于这两点之上做起来的，因此，这档节目也几乎影响了2到3代的记者。
说一个例子：
在《东方时空》之前，作家、商人、知识分子等所谓的“精英”上电视，通常被人称呼为“老师”。东方时空的子栏目《东方之子》里，则下定了决心，做访谈节目，不说套话，不用尊称。原因是，不能一上来就把嘉宾代入得比观众“高一级”。
一家人迎来了龙凤胎，要剖腹产，经过商量，他们决定先把女孩抱出来，因此两个孩子成了姐弟。姐姐从小到大都要让着弟弟，心中特别委屈，后来在镜头里爆发了。面对母亲，女孩一边哭一边喊着“你不喜欢我了”。
仅仅通过这两个画面，就能知道在当时，这档节目有多吸引人。而这一切都只有一个原因：他们把老百姓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
节目组里，陈虻、水均益、白岩松都是脾气急的人，工作压力很大，每个人都是睡不够吃不饱的状态，不是没条件，是工作重要、忙碌。遇到问题，经常有人争吵，或者是想放弃，但最后都坚持了下来。
后来，他们历尽艰苦做出来的《东方时空》，因为各种原因，被拆分成了很多节目，当时的战友们也分开了。崔永元做了个《小崔说事》，因为抑郁症的原因，节目质量大不如前，深度、力量，都不够。
陈虻当制片人，看着崔永元在台上逗大家笑，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
改版以后，时间和陈虻也升了职，成了副主任，本来是做事的，一下子成了管事的。他们都惦记着新闻能够更有力量，但一直没有办法。后来时间从央视离职，一直等到《东方时空》20周年才回来跟老同事们相聚。
时间说：“我现在喝上了以前听都没听过的酒，但没有激情了，我的艺术生命也结束了。”
2008年，正是简光洲爆出“三聚氰胺事件”的那年，陈虻患胃癌去世。从前工作的时候，白岩松给陈虻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怎么还不吃饭”。陈虻的去世，一定意义上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此后，娱乐新闻蒸蒸日上。
时间在陈虻的告别仪式上落泪，在本子上写下一句话：虻虻，我们的战壕没有了，冲锋也没有了。
陈虻去世前，十分落寞。他不是一个善于做领导的人，他应该是跟大家挽起袖子一起战斗的冲锋员。很多的东西没法再说，观众的口味也在变得浮躁，他的艺术追求陷入了从未有过的低谷。
那时的简光洲，还在因为“三聚氰胺事件”的报道，背负着巨大的身心压力。仅仅4年后，他为什么说出那句“理想已死”，“简光洲们”为何越来越少，陈虻的去世、去世前的落寞和《东方时空》后来的发展，都说明了原因。
来源：千里客
因此，《东方之子》第二期里，请来了当时有名的作家张贤亮，很快就被节目组的问题惹恼了。
张贤亮当时之所以出名，文学成就的功劳不算大，更主要的原因是，他打破常规印象里的“文人形象”，进入商界，开了好几家公司。在大家眼里，文人应当是高洁的，而商人是市侩的，两者之间很难共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