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山东济南钢铁厂的厂长马俊才迎来了一批客人，来自北京，是中央电视台的。他们做了一个新节目，叫《东方时空》，要采访马俊才。他也重视，提前准备，穿着正式，出镜采访他的是一个年轻小伙子，看起来特别紧张。
那次采访有些莫名其妙，原因主要在于那个年轻记者，马俊才配合采访，也一头雾水。采访结束后，栏目组的人走了，在车里发生了马俊才不知道的一幕。那个年轻人一进车里，就瘫倒在后座，长叹道：
“我再也不做主持人了，谁爱当谁当！”
这个年轻记者叫白岩松，一个月前还在《中国广播报》上班，突然被老学长崔永元一个电话叫到了新节目制作班组里。采访马俊才是他第一次当出镜记者，状态不好，被同事们骂得体无完肤，原本心高气傲的白岩松有些受不了。
那是90年代，有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在拼尽全力做一件事情，有央视制片人时间（人名）、陈虻，主持人崔永元、白岩松等等。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做出一档既能贴近老百姓，说点有温度的话，也能刺破黑暗，说点真话的节目。
这档节目就是后来的《东方时空》，其中的各个子栏目，包括《东方之子》、《东方时空金曲榜》、《生活空间》，以及后来分出去，变成《焦点访谈》的《焦点时刻》。因为这档节目，新闻评论部也成立了。
那个年代的媒体人，经过了快30年的变化后，依然说：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
节目播出后，真的成为了影响社会的“国民栏目”，许多人早上早起，就是为了看看早间新闻。晚上看完了《新闻联播》，不会关掉电视，而是守着电视继续看看《焦点访谈》。很多年轻的记者，也都因为这些节目，担负起了自己的职业责任。
这一批新闻人在理想主义的动力下，也完成了传统意义上的成功。
当时，守在电视面前的，还有一个20岁的年轻人，名叫简光洲。15年后，由他亲手报道，“三聚氰胺”事件如同海啸，席卷了全中国每一个有孩子的家庭，甚至成为了一种时代记忆。
2012年，《东方时空》首播的19周年，“三聚氰胺事件”的4周年，简光洲正式离开新闻行业，只留下了一句：
“东早（东方早报）10年，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所有的悲欢，所有的梦想，所有的忍受都是因为那份纯真的理想。好吧，理想已死，我先撤了，兄弟们珍重！”
如今，“三聚氰胺事件”也过去了13年，做出了《东方时空》的新闻人，离世的离世，转行的转行，仍然留下来的人屈指可数。行业内，像简光洲这样的调查记者也越来越少。占据版面很久的新闻，是关于各种明星违法、拉低道德底线的“瓜”。
可能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数据能说明一些问题：
“2011年，中国有306个调查记者，到了2017年，仅剩下175人。”
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也会好奇：时过经年，经历过“三聚氰胺事件”的孩子们究竟怎么样了？为什么像简光洲一样的调查记者会慢慢地消失？这篇文章，我们就从简光洲和《东方时空》来讲讲这个故事。
一，简光洲
1973年，简光洲出生在江西九江的农村，也是那里，他度过了整个童年时代。那个年代的农家，真正选择读书提高学历的人其实不算很多，但简光洲坚持读了下去。大学毕业后，简光洲成了一名老师，但却没有忘记自己的理想。
正是因为从农村走出来，又有高学历的关系，简光洲看待世界的方式是两极的，准确、客观，天生就适合做记者。再者，他从小就是嫉恶如仇、直来直去的性子，在和平年代，一名优秀的记者也是英雄，因此进入新闻行业，成了他的理想。
当了5年老师后，简光洲遵从自己的内心，考取了南昌大学新闻系硕士研究生。这一次毕业后，他进入了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后来在集团的安排下，成了新办的《东方早报》中的一员。
简光洲是特稿记者，职业理想就是做几个有影响力的纪实报道出来。但在东方早报的工作中，他做的最多的都是小新闻，影响力不大。因此，简光洲对每一个新闻的态度都是一样：不能看到什么说什么，而是应该往深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