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写了封投诉邮件给总部，但总部很快将这封邮件发给骚扰她的领导。
领导叫来女孩谈话，当着所有同事的面对她大喊大叫，推搡她，要她离开办公室。
最终，女孩提出了离职。
但阴影挥之不去。
她开始做噩梦，出现明显的 PTSD 症状，
有人建议她去做心理咨询，心理咨询一次600块，她不舍得花钱，担心没有效果，甚至会更加羞耻。
和男性相处，她很拧巴，心理暗示自己不跟男性再示弱，但本能地，她仍然感到害怕。
最后，她决定起诉。
这是另一场艰难战役的开始。
公证员看了她的资料，劝她不要浪费钱，这样的事情很难维权成功。
紧接着，公证员打电话给她，办理的公证不能审批下来。
去法院起诉时，被拒绝了。
仲裁时，为了通过，她不得不删除几项自己的要求。
双方交换证据时，她再次听到她和那位领导的对话，她哭了起来。
她感到自己快坚持不下去了，
“这个事情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地结束呢？”
07
“我打赢了第一个性别歧视的案子，可我至今没得到一个道歉”
郭晶的名字突然出现在电视上，我自己也很惊讶。我是大学毕业找工作时打的官司。
我投的简历是一所烹饪学校的文案，几天都没回复。
于是鼓起勇气打了电话去问。
人事告诉我，这个职位只招男性。
我不甘心，觉得自己可以胜任，就带着简历又去了这家单位。
对方说，这个职位要陪校长出差、帮校长提行李。
我说我都可以接受，但人事依然坚持说，“不考虑女性”。
我觉得这个说法很荒谬。
我当时愤怒也委屈，认识了一位公益律师，就决定起诉。
法官没有打过性别歧视的案子。
第一次去，没能立案。
我准备了很多材料，一个月后又立了。
开庭时，对方没有出庭，只是提交了一份证据，证明他们历任校长都是男性。
他们都没想过女性也可能会当校长。
这很荒谬，这个结构性的性别不平等的结果，反而被他们用来做证据。
一审结果出来，我拿到赔偿金 2000元。名义是：精神损害抚慰金。
但对方没有道歉。
我觉得道歉比钱重要，于是再次上诉。
二审时，我很紧张，因为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案子。
我感觉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案子了，我希望有一个好结果。
但最终还是维持原判。
我至今没有等到道歉。
我生长在农村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
家里的家务，我妈会做全部，我爸几乎什么也不干。
我曾经问过我妈，为什么这样？
我妈就说：
“女人就这样，大家都是这样。”
当时我心里就想，我自己长大了不要这样子。
在我高中时，遇到了一个很有才华的语文老师，
有一次她上课回家晚了，她老公做的饭，她很愧疚。
我觉得只是一顿饭而已，为什么要愧疚？
我觉得不对劲，但身边人都不觉得。
正是因为我作为一个女性，我保持了这份“不对劲”的敏感，我才站了出来。
其实女性打来的这一通通电话，对我来说，不是负面情绪的接收和释放。
我从中收获了许多力量，是女孩们之间，相互赠予、相互支持的力量。
这是非常珍贵的一种能量。
这个道歉，我们还是会继续去争。
撰稿：又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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