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又是在实验室工作到深夜。独自一人回宿舍的路上，朱凤蓉和一匹独狼迎头撞上。夜色里，狼的眼睛发出两道幽幽的光。
对峙。
不知哪来的勇气，朱凤蓉把大皮帽子摘下，狠狠丢出去，正砸在狼的头上。狼转头跑了。
“那时候，你一定不能怕，要死死地盯着它，眼神比它更凶更坚定。我已经把腰带抽出来，准备和它搏一搏。”如今回想起这段“偶遇”，朱凤蓉一脸轻松，将其视为艰难生活里的馈赠。
她更自豪的是，研究碳粒离子源技术，成功地将检测灵敏度提高了几十倍，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使诊断核弹性能有了准确可靠的数据。
“一套诊断方法的形成不是一次实现的，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改进，做出一个个更好的‘秤’。”长时间近距离接触核爆样品，朱凤蓉也为此付出了健康的代价，白细胞一度降至2000，而正常人的白细胞不低于4000。
张利兴的工作重心则在地下核试验。1969年9月23日零时15分，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后，地爆释放出的巨大能量，让试验区山体猛烈地摇晃起来——新中国第一次平洞地下核试验成功！
为了这一刻，张利兴所在的“地质水文研究室”默默工作了近5年。
“在马兰，每一天，都身处看不见的‘刀山火海’。”张利兴说，“我们这个事业，决定了我们就是在大漠奋力地拼搏，在戈壁默默地生活。干的是惊天动地的事，做的是隐姓埋名的人。”
从1958年6月组建中国核试验基地，到1996年9月中国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我国成功进行了45次核试验。朱凤蓉完整参与37次，张利兴参与29次。鉴于他们的突出贡献，两人先后被中央军委授予专业技术少将军衔。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
在张利兴和朱凤蓉的家中，有一个灰色人造革行李箱，老上海的款式，那是上大学时姐姐送给张利兴的礼物。
2019年，这个盛满青春和乡愁、汗水和欢笑的行李箱，又随主人回到上海。
“将军夫妻”白发归，如同一对寻常的老人。
回到吴淞中学，学生们围着问：为什么要去马兰，马兰有马兰花吗？
是呀，戈壁深处，那紫色的花，小小的，却开得热烈，毫无保留地展现着生命的力量。
1969年12月12日，两张单人床拼到一起，张利兴和朱凤蓉结婚了。
同事大姐拿来好看的枕套，借给新人摆一摆。暖壶买不到，战友送来一个。再到基地的军人服务社买些硬糖，战友们分一分，就算是结婚仪式。
在红山，大半年的蔬菜就是“老三样”——白菜、萝卜和土豆。1974年，女儿出生，朱凤蓉托人从上海捎些鸡蛋来。
辗转几千公里的鸡蛋到了红山。他们找了个纸盒子，垫上棉花，将皮帽放在盒子中央，蛋放进皮帽，插上温度计监测温度，在皮帽四周布放装热水的玻璃瓶，再用皮大衣包裹纸盒子。没过多久，一窝小鸡诞生了！
星期天，骑车到山里挖野菜喂鸡；还要捡牛粪，给地施肥，好让孩子吃上自己种的绿叶菜。“连上海崇明的金瓜都在红山种活结瓜了。”朱凤蓉得意地说。
“红山的日子，也不是只有艰苦，也很美。”朱凤蓉记得，夏天的雨后，远处是洁白的雪山，身边是盛开的野花；还记得忙完任务后，沿着山沟小溪抓鱼的快乐。
其实，他们有太多机会可以离开。1980年，张利兴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出国的访问学者，到国外进修。两年后，他毫不犹豫，仍旧回到戈壁。
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热火朝天。母校老师力邀二人回上海，到清华在浦东设的点工作。夫妻俩婉言谢绝了老师的好意。
“我们只是从清华毕业的普通的学生，仅仅因为我们投身到了一个伟大的事业中，把自己的理想追求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才体现了我们自己的人生价值。”朱凤蓉说。
现在，爱唱歌的她和张利兴一起，加入了平均年龄超过74岁的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艺术团。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时间只不过是考验/种在心中信念丝毫未减……”唱起《少年》，他们的眼睛里闪着光。
他们还爱唱《祖国不会忘记》：“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