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雷：报告文学的分量不仅在于文学，也在于历史，在创作之初就应有史志的追求。写作《金银滩》，我聚焦的是河北张北县德胜村，这个小村与丁玲当年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暖水屯相距不远。虽然我写的是报告文学、丁玲写的是小说，但我们通过一个村子的变迁透视中国农民变化、农村变化和社会变化的目标是一致的。这种写史立传的追求会鞭策我更加敬畏文字，对笔墨负责。与时事离得近、题材“贴身”、时间紧张，这些都不构成借口。相反，每一次创作都要全力以赴，带着历史视野和历史追求去钻透题材、表现时代。
记者：用历史视野看待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它其实是在讲述我们这个时代最振奋人心的中国故事，也是百年中国乡土文学与今天的时代精神碰撞出的火花。
施战军：因此，写出时代感尤其重要。脱贫攻坚是时代宏大主题，它不仅局限于乡村，也和城市息息相关。脱贫攻坚题材具有鲜明的主题延展性，大故事里包含着小故事，城乡发展、农业科技应用、红色资源开发、生态文明建设等，都和脱贫攻坚有关。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文学书写应放开视野，不是只把扶贫工作的人和事串起来，也不是只把一个地方从穷到富的历史串起来，而是要真正深入进去，写出时代的恢弘气势，写出时代的万千气象。
李朝全：放在中国百年乡土文学脉络里来看，脱贫攻坚为传统深厚的乡土文学注入了新的内容、新的元素，新时代的奋斗精神在其中熠熠生辉。作家们需要在立足时代生活经验基础上，准确认识和把握时代本质，不仅把脱贫攻坚对中华民族的伟大意义讲清楚，而且要深刻认识它对全世界减贫事业、对人类生存发展的重大意义，要把这一备受期待的中国故事讲好，将其中蕴含的中国精神理解透、表现好。
发扬报告文学传统，写就新乡村的新史诗
记者：脱贫攻坚题材创作，也提供了重新审视报告文学优长的机会。报告文学的发展与创新应朝着什么方向努力？
施战军：好的报告文学应该是能深入人心、经久传诵的。就像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我们今天熟悉的陈景润形象，几乎就是这部作品塑造的。《哥德巴赫猜想》是为迎接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而进行的约稿创作，创作意图就是以陈景润的故事反映向科学进军的时代潮流。一方面，它体现了文章合为时而著的意义，特别是报告文学这种文体，只有和重大历史事件、重大社会现实相结合，才能放大社会效应；另一方面，作品本身文采斐然，有文学的感染力，所以才有“报告”的影响力。
李朝全：说到约稿创作，在脱贫攻坚题材创作中，类似的组织创作生产也成效显著。各地宣传、作协和出版部门动员组织一大批作家投身脱贫攻坚书写，这种组织化生产的经验可以推广到其他主题性创作活动中，以收获更好效果。
李春雷：我们有着非常好的报告文学创作传统，也有旺盛的纪实类阅读需求，当下应该好好研究怎么发扬传统、回应需求，多出真实、真情、震撼三要素兼备的佳作。真实是报告文学的基础和生命；真情是指写作者要热爱笔下的素材，和读者进行真情实意的对话；震撼意味着作品要有文学力量和精神力量，要能进入读者的心。一些作品仅靠文本资料堆砌，缺乏鲜虾活鱼，很难产生震撼效果；一些作品抓住了大题材，占据得天独厚的优势，文学性却不够。这就好比摄影，同样是真实的镜头，时间、地点、角度、光影不同，作品的震撼程度就不同。报告文学一样要苦心营构，要有阅读的吸引力。看似浑然天成、珠圆玉润，背后往往是绣花功夫、是苦功夫。
记者：对于今后书写小康生活、描绘乡村振兴，有什么期待？报告文学怎样写好一个蒸蒸日上的新乡村？
施战军：乡村振兴的时代，乡村形象正在发生新变。基础设施的改善力度前所未有；得益于经济发展、信息技术进步和人们素养的提升，乡村文化也将得到长足发展；法制、教育、医疗、贸易、交通、物流等要素，更会深刻影响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乡村题材写作要向时代、向生活、向人民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创作空白有待填补，最新最美的乡村图画尚待描绘。
李春雷：为更好地观察乡村振兴和时代发展，我计划去雄安新区找一个地方，最少住上两年，每年最少住上300天，亲眼见证小康社会的进程，亲耳倾听时代进步的足音。作为报告文学作家，我们必须坚定文化自信，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提升创作水平，继续用心记录小康、深情礼赞奋斗，为写就新乡村的新史诗时刻准备着、努力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