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上世纪的民族解放革命热潮散退后，这些社会伦理问题越来越成为世俗国家政权执政合法性的挑战，世俗国家的领导人也开始转向伊斯兰宗教为自身谋求新的执政合法性。
在像阿富汗这样长期饱受战乱的国家，政权数次更迭，现代世俗国家与现代社会的构建已经被证明是完全失败的，“纯粹”的伊斯兰主义与“纯洁”的教士阶层所代表的伊斯兰神权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政治人物们最后可以寻求的合法性来源。
女性身体与民族主义叙事的捆绑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亚非拉掀起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反对西方殖民霸权为主题。伊斯兰世界的各国纷纷独立以后，伊斯兰教在各国现代民族的构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伊斯兰各国大都民族众多，部族主义盛行，民众对部族的认同度高于对国家的认同度。这样一来，共同的伊斯兰信仰便成了将不同民族联系到一起，构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的唯一纽带。而且在伊斯兰世界的历史中，共同的穆斯林乌玛（Umma）概念早于民族国家概念的出现，并更加能够被伊斯兰信众广泛接受。
然而，在二战后被建立起来的穆斯林共同体却接连遭遇了以色列军事打击、美国入侵、欧洲抵制穆斯林移民等等一系列羞辱。伊斯兰世界的反美、反犹、反西方主义情绪从未消散，甚至日益增长。政治伊斯兰主义所打出来的反美、反以、反西方主张得到越来越多社会失落群体的拥护。
而女性话题在反美反西方的话语构建中再一次扮演了重要角色。现代政治伊斯兰理论奠基者之一、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创始人——赛义德·库特布在他的著作《路标》中将他看到的美国女性描述为浑身都是诱惑和欲望，内心充满着败坏与不安分。这不仅是对西方现代化的否定，也是对西方文明的否定。“不安分”的美国女人不仅反映了现代化的弊端，更代表了美国与西方的邪恶与贪婪。库特布为美国代表的西方塑造了一个“荡妇”的形象，而这种“荡妇”形象在宗教信仰中代表的便是魔鬼撒旦。
与美国的“荡妇”形象相比，穆斯林女性穿着保守，身体发肤都被严格包裹，老实本分，居家守己，在政治伊斯兰主义中则代表的是纯洁而又安分的“贞洁圣女”，与这一形象相反的女性则成为了玷污穆斯林形象、受西方文化腐蚀的“败类”。对于这些被“撒旦”所蛊惑的女人，必须要以“真主”的名义加以惩戒和正法。在这一语境下，女性被遮盖的身体与受限制的人身自由便与民族主义的叙事捆绑在了一起，被赋予了又一层神圣的意义。
在被美国入侵并占领长达二十年之久的阿富汗，作为一个一度被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并长期围剿的政治组织，对塔利班而言，女性身体在进行伊斯兰主义宗教呼召与构建反美的民族主义叙事方面有着很高的利用价值。
意识形态话语争夺的“舞台”
综上所述，塔利班对于阿富汗女性的种种限制归根到底是一种对话语权的争夺。他们将女人的身体作为意识形态的战场，打击的是阿富汗内部支持西式现代化道路的力量和拥护美国的力量。利用女性的身体，他们也将自己描绘成与撒旦作斗争的“纯洁”的伊斯兰战士，他们要将美国与西方势力赶出阿富汗，并在阿富汗建立一个由“真主”掌握主权的伊斯兰神权国家。
然而，塔利班作为一个拥有如此“宏伟目标”的团体，此前这么多年却利用对待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的种种限制与惩罚来为自己的“神权”主张正名，这无疑是一种讽刺。
重新夺得政权的塔利班声称会保护妇女的自由与权利，但他们的认知却是妇女权利应当被保护仅是因为她们是可以孕育生命的“母亲”，况且对她们的保护还要被置于伊斯兰教法之下。女性的价值不仅仅是孕育生命，人类历史一再证明女性可以像男性一样地工作、学习、运动甚至更强，女性同样可以独立、自强，她们不仅可以主宰自己的身体，更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
阿富汗女性被歧视的原因
在阿富汗，妇女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她们不能出外工作；她们全身罩在连帽的长袍中，不准露出身体的任何部分……塔利班倒台、卡尔扎伊走马上任之后，为支持妇女权利签署了《阿富汗妇女基本权利宣言》，其中确认了男女两性的平等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