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布景下，走马接受公务应运而生。现存史料中最早记载走马接受公务的是《宋会要辑稿》：
“太宗至道元年九月，供奉官宋元度等五人分往镇、定、并等州及高阳关接受公务，当言上者，驰传以闻”。
赵光义将宋元度等5名初级武官别离派往镇州、定州、并州和高阳关“接受公务”，这几处地址都坐落今日的河北省，是宋朝防护辽国的前沿一线，驻扎很多戎马。由此可见，赵光义建立走马接受公务的初衷，是让这些使者搜集情报信息，有任何需求向自己陈述的状况，及时上奏，说白了便是搜集军事情报，监督边将一举一动，避免他们拥兵自重，图谋不轨，借以稳固自己的皇权。
走马接受公务的责任权限
宋朝开端建立走马接受公务，首要是在河北、山西一带的沿边军事区，目的是监督统兵将领，后来宋太宗又在西北的陕西、西南川峡诸路等沿边军事区建立了走马接受公务;到宋真宗时，全国二十余路基本上都设置了走马接受公务;宋徽宗时，完全没有军事含义的东南诸路也都设置了走马接受公务，走马接受公务的责任权限也随之不断扩张，详细包含：
1、充任耳目，监督边将。
宋承唐制，在戎行中建立监军，亦称都监，但五代宋初的都监逐步取得领兵权，失掉了督查的独立性，赵光义便建立走马接受公务一职，由他们充任耳目，监督统兵将领，边将若有不法行为，走马接受公务能够据实上奏，监督边将是走马接受公务的首要责任。
2、作为使者，传递信息。
宋朝长时间与辽、夏、金坚持，战役不断，国防形势严峻，即使没有大的战役，也常有小规模侵扰抢掠，皇帝远在京师，不知前哨形式，为避免“边防动息，州郡不法得以上达”，走马接受公务担任搜集探听军事情报，一旦边防有警，有必要“驰驿上闻”，敏捷向皇帝陈述，让高层及时把握边警，做出应对决议计划。别的，宋朝实施“将从中御”，当皇帝策划军事行动、下达军事指令时，走马接受公务就要充任使者人物，将皇帝的作战目的传授给统兵将领。
3、督查戎行，参加军政。
开端，走马接受公务不得干与军政，即不得参加军事决议计划和指挥，少量走马接受公务越权干与军政归于个别现象，都被朝廷阻挠或纠正，如《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
“景德四年三月，上(宋真宗)曰：接受止当奏事，若欲闻兵政，非所宜也。寻有诏，缘边接受青鸟使，无得受布置钤辖差领军马，以图功赏”。
宋神宗画像
但宋神宗元丰年间，为加强对戎行的督查，开端答应走马接受公务密察戎行，戎行种凡是违法乱纪之事，均可督查上报;宋哲宗时，更要求各路帅司调集戎马要向走马接受公务报备;宋徽宗更肆无忌惮，各路、州军的戎马巨细事宜，简直都要向走马接受公务报备：
“诸路州军有走马接受处，除边机，兵防，军期急速等，自依条制外，如有事出十分，稍涉要害等，仰州郡合属去向，限日下关报本路走马接受所”。
4、按察官员，采访民意。
宋朝当地行政区划分路、州、县三级，每路设帅司(经略安慰司)担任军事、漕司(转运司)担任财赋、宪司(提点刑狱司)担任刑狱、仓司(提举常平司)担任仓储，帅司、宪司、漕司、仓司的责任爱憎分明，却一起具有对下辖诸州的督查权，互相之间也有互相督查之权。
北宋中后期，为加强对诸路各司官员的再督查，答应走马接受公务督查诸路各司长官，他们能够广泛采访民意，向皇帝奏报诸路状况，“民生之利病，法则之废举，吏治之清污能否，凡群邑之政”，皆在奏报规模之内，并能够依据把握状况弹劾诸路官员，其职权与朝廷的台谏官员有相似之处。正因为如此，即使边防没有严重战事时，走马接受也要“岁一入奏”，向皇帝陈述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