涿鹿之战，炎黄二帝败九黎，定九州， 御诸侯，初定华夏共主。
华夏族开创了最初的中华文明，汉民族则紧随其后承接中华，发扬文明。
尤其是汉民族不仅是依靠血缘连结，更是因为相似的文化认同而走到一起的“大家庭”。
当国家统一，社会安宁（宽松）时，中华文明就会迎来全面繁荣，反之，则汉族死亡率大增，人们的寿命剧减。换言之，汉民族自诞生起，就和中华文明的荣辱息息相关。
但这并不代表中华文明就所谓的“汉化”。如果“大汉主义”是以“大国沙文主义”为蓝本幻想出来的，那么大家可以不用在意这个伪命题了。
“大国沙文主义”是建立在强迫和强夺的基础上，而汉族作为中华文明最重要的传承者，压根就没这基因。大家之所以能走到一起，是因为大家都认同和接受中华文明，原意被其熏陶，乐意成为中华文明的传承者、发扬者、代言者。
“汉化”也是文化属性上的表达就算接受了中华文化，也并不代表你就要抛弃原有的传统习俗，你仍然是自己的民族，而不是“被汉族”。
回顾汉民族从形成到消亡的四个阶段。我们不难发现，在前三个阶段的文明内涵出现重大变化时，都伴随着汉民族结构出现重大变化。汉民族整个四个阶段形成前都出现了大面积的战争和动荡。这些现象绝不是偶然。
正是因为汉民族和中华文明相生共存，所以每当文明发生重大变化时，都会直接反映在汉民族身上。当第四阶段时的动荡危机到文明生存时，汉民族也会产生剧烈反应。最终，以汉民族概念的消失为代价，中华文明完成了一次既痛苦又必然的蜕变。最直接体现就是中华民族概念的诞生！
那么，中华民族和曾经的汉民族有何异同？
相同之处，都是为了更好的传承和发扬中华文明而产生的宏观意义的民族概念。二者一脉相承，都是中华文明前进的根本所在。
不同之处，在于程度不同、背景不同、外延不同。
首先，汉民族的民族属性虽然是逐渐增强型，但民族属性是一直存在的。尤其是继承华夏族而来的血脉联系，始终是汉民族的核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喜欢自称炎黄子孙的根源所在）。而汉民族的文化属性则在不同时期，侧重程度有所不同。
相较之，中华民族概念的诞生则完全不同。如果说汉民族是继承华夏族血脉联系的基础上，接受文化属性而产生。那么中华民族就是为继承和涵盖汉民族文化属性而产生的以体现文化属性为目的概念。所以，中华民族是完全侧重文化属性，其民族属性只是抽象存在。
从诞生背景来看，汉民族诞生于“华夷之别”的年代，伴随汉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国际格局是朝贡体系。人们更喜欢以文明、蛮夷和开化、未开化来区别文化和群体，侧重的并非民族意识。
中华民族诞生在现代国家概念兴起的年代，民族国家和主权国家是那个年的追求的重点。在这背景下，中国的不同群体衍变出不同民族。虽然汉民族侧重体现文化属性，但在民族属性上，始终只能代表汉族。想要在宏观属性上，包含并团结中华各族，就必然需要一个新的民族概念，中华民族也就孕育而生。
不同的外延，也是汉民族概念最终步入历史的重要原因。
之前也说了，在民族属性的包容性上，汉民族是无法抽象化的。
首先，在民族包容性上，中华民族更适合像我们这样的多民族主权国家。其次，在文化内涵上，汉民族包含着华夷之别的界限，一些被视为“化外之地”诞生的，非“书同文，车同轨”的族群很难被认可为属于汉民族文化属性，也就不包含在中华文明之中。
中华民族则不然，在中华民族的基础上构筑的中华文明就会包含这些看似“异域”的文化和民族。例如汉字，在汉民族看来，会写会认的人，可属我汉民族，而不会书写也不认识汉字的族群就未必能被划入。但在中华民族看来这仅仅是文化差异带来的，我们可以先求同存异，再逐渐往“同一性”方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