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跟着西晋国力被“八王之乱”耗费殆尽，江统预见的灾祸按期而临
跟着江统的上疏被无视之后，西晋统治者在作死的路途上策马狂奔。藩王们对把握中心大权如中毒般入神，孜孜不倦的大起干戈，数十万精兵命丧内斗;一起，忙于抢权的他们，关于继续不断的天然灾祸处理的为所欲为，很多大众颠沛流离。
以涌入益州的各民族流民为本钱，氐族员李特、李流、李庠兄弟于公元301年揭竿而起，而此刻的司马氏仍沉迷于内斗，导致起义愈演愈烈。公元306年，李特之子李雄在成都称帝，史称“成汉”，拉开了五胡十六国的前奏;
而江统最为忌惮的匈奴人刘渊，则在公元304年司马颖招集他冲击鲜卑、乌桓之时，摇身一变自称汉王，打着康复汉室的旗帜起兵反晋，演出了一出典型的乘人之危(江统可谓一语成谶)。公元308年，刘渊正式称帝，国号为“汉”，史称“汉赵”。而到了公元316年，刘渊之子刘聪在位时，汉赵大军攻破长安，俘虏晋愍帝司马邺。就这样，西晋被最初自己所封爵的“匈奴五部大都督”消亡。
而尔后，以江统在《徙戎论》中说到的羌、氐、匈奴、鲜卑以及羯族为主力，史称“五胡乱华”、南北朝坚持的大割裂局势先后演出，直到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灭南陈，陷入了战乱近300年的华夏才再度回归暂时的安定。
而这全部，源于西晋统治者对社会危机的视若无睹。固然，那个时期的骚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的交融，但以上百万、千万计的各民族大众生命为价值，是不是过于惨烈了些?这样的漆黑，或许有时机防止。
